摘  要

 

瓦爾特.司各特在歷史上享有歐洲歷史小說之父的美名。然而他僅以「威弗利的作者」署名出版絕大多數的小說創作,並在遭逢1826年的破產之前未公開表示自己身為作者的身份(雖然這幾乎是眾人皆知的秘密),因此被後人冠上「偉大的未知」的稱號。但這位「偉大的未知」對於自身的跛足,卻從不遮掩。司各特不只在《回憶錄》記載幼時感染小兒麻痺症的經過以及與此病痛搏鬥的心路歷程,他還清楚說明此病症與他形塑人格特質的過程具有高度關聯。雖然人類感染此病症的歷史已有數千年之久,但對其描述卻遲至十八世紀末才出現在蘇格蘭、英格蘭與德國等地。由於司各特的《回憶錄》提供了近代歷史上最為完整的關於感染小兒麻痺症的文字記錄,此份史料不只對醫學研究價值不斐,對於認識司各特也非常珍貴。本文將回歸歷史現場,梳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醫學界對於小兒痲痺症的認識與醫療方式,以及社會對此病症的普遍態度,並以此視角進入司各特的生平與創作,試圖探究他對此病症所提出的論述,以及小兒麻痺症對於形塑這位偉大作家生命內涵的影響與意義。

關鍵詞瓦爾特.司各特、《回憶錄》、《司各特傳》、小兒麻痺症/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痺症後群/脊髓灰質炎後遺症

 

ABSTRACT

Walter Scott, father of the European historical novel, published most of his novels using the name “the Author of Waverley.” He did not make his authorship public (although it was an open secret) until his financial ruin in 1826. As a result, he was nicknamed “the Great Unknown.” Nonetheless, this “Great Unknown’” was frank in recording in his Memoir his own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contracting polio when only eighteen months old. Scott clearly explained to his readers the impact of polio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personality. Even although the history of polio infection in humans is some several thousand years, descriptions of it did not appear until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in places like Scotland, England and Germany. Scott’s Memoir offers one of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s of polio in human history; therefore, it has a unique value to medical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edical humaniti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knowledge of polio and the treatment of it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addition, it is also this paper’s intention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that polio had on Scott’s life and his writings.

KEYWORDS: Walter Scott, Memoirs, 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 Poliomyelitis, Post-Polio Syndrome

 

 

英國作家瓦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離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831年,將一支使用多年的枴杖送給好友畫家艾倫(Sir William Allan, 1782-1850)。將近兩個世紀之後,這支拐杖輾轉到了英國藝術品及奢侈品拍賣行佳士得(Christie’s)的會場,並於2017年7月,預估以3,000至5,000英鎊的價格賣出。相關資訊,請參見Barry。 這支枴杖不只曾經出現在艾倫的畫作中,也曾出現在勞倫斯(Sir Thomas Lawrence, 1769-1830)等知名畫家的作品中。艾倫的畫作《瓦爾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小說家與詩人》(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 Novelist and poet, 1844)由蘇格蘭國家畫廊(National Galleries of Scotland)收藏;勞倫斯的畫作《瓦爾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 1820-26)由皇家收藏信託(Royal Collection Trust)管理,目前正在白金漢宮的女王畫廊(The Queen’s Gallery, Buckingham Palace)展出。 這些畫作所揭露的,是拐杖作為司各特日常裝備的事實。關於男性使用拐杖,在司各特所處的時代通常有以下幾個原因:它是紳士與權威身份的象徵(a symbol of strength and power, authority and social prestige)、時尚的裝飾(elegance and style)、防身的武器、健行的裝備,但同時也是行動不便者的輔具(“Walking Sticks”)。然而,這些原因之中,與司各特最為相關的就是拐杖可作為行動不便者的輔具。這是因為:司各特兒時曾感染小兒麻痺症(poliomyelitis,簡稱polio),此疾病讓他的右腳不良於行。小兒麻痺症所產生的病痛如影隨形,除了孩童時期因為感染而造成肢體麻痺之外,司各特成年後還必須面對小兒麻痺症後群(或稱脊髓灰質炎後遺症,post-polio syndrome [PPS])的持續侵擾。此外,小兒麻痺症不只讓司各特跛足,同時也對他的心理層面產生影響。此疾病的影響是終身且全面的。

在文學研究上,與小兒麻痺症相關的主題似乎還未獲得學術界普遍的重視。如歇爾(Marc Shell)在其專書《小兒麻痺症與其後》(Poliomyelitis and Its Aftermath)所言:「在文學的領域,小兒麻痺症是諸多小說與詩歌的主題。然而在所有關於疾病的歷史以及多數的文學史[end of p. 244]之中,絕大多數關於小兒麻痺症的書寫卻經常被忽略」(10)。雖然司各特是筆者關注已久的作家,然而在過去的這些年間也未曾試圖從他的生命書寫(life writing),以理解小兒麻痺症對於形塑這位作家的生命與其內在世界的重要性。司各特一生病痛不斷,他曾受到如腸出血(hemorrhage)、膽囊結石(gallstones)、腎絞痛(renal colic)、血尿(hematuria)、風濕病(rheumatism)以及動脈硬化(arteriosclerosis)等疾病所困擾。雖然這些疾病都對他有所影響,但以小兒麻痺症的影響最為顯著,且持續的時間最久。 因此,本文將從司各特的《回憶錄》、書信與日記著手, 本文將以MemoirsLettersJournal分別簡稱司各特的《回憶錄》(Memoirs)、《瓦爾特.司各特爵士書信集》(The Letters of Sir Walter Scott)與《瓦爾特.司各特爵士日記》(The Journal of Sir Walter Scott),以便標明引用來源。 探索這位作家對小兒麻痺症所產生之病痛由排斥、承擔到並存共生的心境轉換,以及與之共處而形塑自我人格特質的過程,最後揭示此病痛對他的寫作所具有的影響與意義。凱博文醫師在其《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The Illness Narratives—Suffering, Healing & the Human Condition)一書,特別指出他所使用「病痛」(illness)一詞,與使用「疾病」(disease)時之意思不同。他表示當使用病痛一詞時,他「有意喚起人類對症狀和苦痛的固有經驗。病痛指的是病人和家屬或更廣泛的社會網路對症狀與殘障如何理會、共存和反應」(12)。筆者撰寫此篇論文的過程特別受惠於此觀念,因此將司各特的「病痛」與他的自我形塑過程視作並存共生的生命現象。 本文的組成包含以下六個部份:(一)小兒麻痺症與《回憶錄》、(二)跨越病痛的屏障、(三)病友的慰藉、(四)因禍得福、(五)小兒麻痺症後群、(六)結語。

 

一、小兒麻痺症與《回憶錄》

 

小兒麻痺症又稱脊髓灰質炎,我們無法確知它在人類歷史中已存在了多久。然而古代的藝術品中,處處可見對此疾病患者的描繪。由此推測,此疾病的歷史或許與人類歷史的長度大致相符。斯摩曼-雷諾(M. R. Smallman-Raynor)等人所撰寫的專書《小兒麻痺症:從起源至根治》(Poliomyelitis: Emergence to Eradication)第三個章節〈小兒麻痺症成為流行病之前的歷史〉(“The Pre-epidemic History of Poliomyelitis”),提供了關於小兒麻痺症的起源的完整論述。 十九世紀末,大規模的小兒麻痺症於歐美爆發,它更成為二十世紀前半葉最讓人擔憂的[p. 245]幼童疾病(Shell 1)。它之所以讓人恐懼,是因為它被形容為一個「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A Plague from Nowhere)。威廉斯(Gareth Williams)在其專書《因恐懼而起的癱瘓:小兒麻痺症的故事》(Paralysed with Fear: The Story of Polio)的第一個章節標題,以「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A Plague from Nowhere)形容小兒麻痺症的難以捉摸。 1916年單是紐約一地就有超過九千名病例(雪洛2)。1908年,奧地利裔醫師蘭德施泰納(Karl Landsteiner, 1868-1943)首先確認脊髓灰質炎病毒。二十世紀中葉,美國病毒學家約納斯.沙克(Jonas Edward Salk, 1914-95)製作出有史以來第一劑對抗小兒痲痺病毒(Poliovirus)的疫苗。因為沙克以及其後由沙賓(Albert Sabin, 1906-93)所研發出的疫苗,人類終於可以較為有效地控制環境中的小兒麻痺病毒,並抑制病情的發生。雖然這個疾病至今仍未完全消失,但地球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已不再需要為它過度擔憂。小兒麻痺症曾在台灣的1950與1960年代發生大流行,1958年與1962年沙克與沙賓疫苗先後引進,且1966年政府開始進行大規模口服沙賓疫苗接種,疫情由此得到顯著控制。請參見梁妃儀、蔡篤堅所著〈烏腳病與小兒麻痺症的隱喻在台灣〉,頁101。小兒麻痺病毒現今仍舊在諸多非洲國家肆虐,微軟公司創辦人比爾.蓋茲與其夫人梅琳達.蓋茲所創辦的基金會(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持續投注資源,致力於消滅落後、戰亂地區的小兒麻痺症。 然而在司各特患病之前,小兒麻痺症是一種尚未被確認的疾病。醫學界對於它的所知甚少,對其記載遲至十八世紀末,才陸續出現在蘇格蘭、英格蘭與德國等歐洲各地的文學作品及醫學報告中。據筆者的研究,司各特所撰寫的《回憶錄》(Memoirs, 1808)是英國歷史上關於小兒麻痺症最早、也最完整的記載之一,因此對於研究此疾病的歷史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

司各特因其「威弗利系列小說」(the Waverley Novels, 1814-31)所獲致的成就,而在文壇上享有歐洲歷史小說之父的美名。然而他僅以「威弗利的作者」(the Author of Waverley)署名出版其絕大多數的小說創作(二十七部小說中的二十一部),並在遭逢1826年的破產之前未公開表示自己身為作者的身份(雖然這幾乎是眾人皆知的秘密),因此被後人冠上「偉大的未知」(the Great Unknown)的稱號。儘管司各特在[p. 246]出版創作一事選擇隱姓埋名,但這位「偉大的未知」卻在《回憶錄》中詳述個人感染小兒麻痺症以及因之而跛足的經過。司各特在三十八歲那年(1808年)4月開始提筆書寫《回憶錄》,其後中斷了兩年。1810年至1811年間二度進行《回憶錄》的撰寫,並於1826年再度對此作品進行增補。司各特《回憶錄》的撰寫與修訂,從1808年開始至1826年為止,可說橫跨了他作家生涯的全部。司各特開始撰寫《回憶錄》之前尚未出版第一本小說,然而當他最後一次修改《回憶錄》之時,他已經是一位聞名於歐洲文壇的小說家。司各特三度修改《回憶錄》,可見他對這份文獻的重視。關於司各特書寫《回憶錄》的詳細過程,請參見Hewitt, “Textual Introduction,” pp. xxiv-xxv。 司各特在有生之年並無出版《回憶錄》的計劃,但這不代表他沒有想過這份文獻會有公諸於世的一天。他之所以在1826年之前未將《回憶錄》出版,主要原因在於他不想將自己作為「威弗利系列小說」的作者的事實提前曝光。1837年,也就是司各特過世五年後,司各特的女婿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 1794-1854)將此《回憶錄》完整收錄至由他編撰的《司各特傳》第一個章節中。John Gibson Lockhart, 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 7 volumes, 1837-38; 2nd ed., 10 volumes, 1839. 《回憶錄》是一份未完成的作品,它所涵括的範圍僅從司各特的出生寫到作者二十一歲(1792年)通過律師資格考試之時,但為了研究司各特感染小兒麻痺症的經過,它的重要性無可取代(司各特一直要到五十四歲那年才開始書寫日記)。為能完整呈現司各特在成年之後面對跛足的態度,本文將同時梳理司各特的書信與日記,以及洛克哈特《司各特傳》所涵括的訊息。

《回憶錄》的內容主要講述司各特的成長歷程,但也對他經歷的病痛多所著墨,尤其呈現他在面對小兒麻痺症時的心路歷程。關於感染小兒麻痺症的經過,司各特在《回憶錄》中寫到:[p. 247]

 

十八個月大之前,種種跡象證明我與生俱來的健康與活力。家人表示,某天夜裡我頑強抵抗不願就寢,幾經追逐之後我才願意妥協回到房內。這是最後一次我能展現個人四肢敏捷的機會。隔天清晨我發了高燒,這種狀況一般來說可能是因為生長大牙(the cutting of large teeth)而產生的病痛,但這個症狀卻持續了三天之久。到了第四天,當家人如常地幫我盥洗之時,他們發現我的右腳失去了力量。父母向我的外祖父(他是一名傑出的解剖學家以及內科醫師)、並且向已故的且受尊敬的伍德(Alexander Wood)醫師以及這個行業中最受敬重的其他醫師諮詢這個病症。這個病症並非起因於脫臼或是扭傷,因此透過水療或是其他局部的治療也都無用。這些年間當正規的醫療措施皆無法產生任何效用之時,我焦急的父母急切地嘗試實證主義者所提出可能有效的各種醫療方式,或甚至找上那些自認為可以提供各式處方的老婦人或老先生。這些療法中的某些方法實在奇特。來自外祖父盧瑟福大夫的建議首先獲得採用:他認為我應當到鄉間居住,運用來自大自然的力量(natural exertion),藉由乾淨的空氣與不受拘束的生活以獲得身體的改善。在開始對身邊事物有所記憶之前,我開心地接受外祖父的建議,搬遷到祖父位於桑迪諾威(Sandyknowe)的農莊居住。(11)《回憶錄》迄今尚未有中文譯本,本文援引此部作品之內容以及其他西文二手資料皆由筆者所譯,在此先予敘明,後文則不再一一贅述。

 

司各特在上段引文中清楚記錄感染小兒麻痺症的經過,特別重要之處在於他將高燒與其後所引發的肢體麻痺前後關聯,這與醫學界日後所推衍[p. 248]出的結論相符。然而以當今的醫學知識來說,司各特對於長牙引發高燒的推論,或許不完全正確。《瓦爾特.司各特爵士:受了傷的獵鷹》(Sir Walter Scott: The Wounded Falcon)的作者麥克納爾蒂(Arthur S. MacNalty)猜測司各特所感染的病毒可能來自於一名搬運工的親吻,然而這樣的猜測並無實質立論的基礎(147)。但病毒究竟從何而來,目前已無從得知。司各特在接受外祖父盧瑟福大夫(John Rutherford, 1695-1779)的建議之後,在祖父位於桑迪諾威的農莊生活了六年左右。根據《回憶錄》所記載,於此期間家人為治癒他的跛足,曾以現宰的溫熱羊皮為他包裹身體,司各特形容自己像是套上了「韃靼人的外衣」(tartar-like habiliment [12])。裹上羊皮之後,家人還以多種方式激勵他練習爬行,然而這種民間的偏方也未能見效(12)。司各特居住在桑迪諾威期間,也曾至溫泉之鄉巴斯(Bath)住過一年。家人希望用洗浴的方式協助他改善跛足的狀況,但並無顯著的功效(14)。司各特曾接受過的另類療法中,還包含外祖父所建議、由「庸醫之王」(Emperor of the Quacks)詹姆士.格拉漢(James Graham, 1745-94)所推廣的「電磁療法」(electro-magnetical treatments)。

格拉漢出生於1745年蘇格蘭首府愛丁堡(Edinburgh),曾經是愛丁堡大學醫學系的學生。然而如同那個時代的多數醫學生,他最終未能取得學位(“Graham, James” 1)。1769年格拉漢移居北美並在新英格蘭、紐約與費城行醫。這段期間,他開始進行與電流相關的醫療實驗。1773年格拉漢回到英格蘭,並在巴斯開設個人的診療室,以電磁療法作為他的主要醫療方法。除此之外,格拉漢還在倫敦他知名的「康健神殿」(Temple of Health)提供「穹頂被褥」(Celestial bed)給亟欲求子的夫妻使用。司各特七歲時開始接受格拉漢的診療。診療的過程包含使用乙醚(ether)塗抹身體,再輔以電療的刺激,以達成活化腿部肌肉的目的。[p. 249]在一封1830年寫給好友作家斯圖亞特夫人(Lady Louisa Stuart, 1757-1851)的信中,司各特回憶起家人因擔心格拉漢可能會對年幼的自己施以極端的治療手法,因此在治療進行的過程中總是有友人或家人陪伴在側。一次格拉漢在司各特的腿上塗抹具有腐蝕性的液體,司各特因無法忍受疼痛而嚎啕大哭,在慌亂中家人立即帶他離開。年幼的司各特此時已意識到格拉漢的另類療法,很可能只是一場騙局(Scott, Letters 11: 401-02)。更多關於司各特所接受的「電磁療法」研究,請參見Levy與MacNalty。

司各特嘗試過的各式療法之中,還包含一項由外祖父盧瑟福大夫設計給瓦帝(Wattie)——長輩對年幼司各特的稱呼——伸展肢體的練習活動。盧瑟福大夫在男孩面前放置幾個特別能吸引他注意的物品,藉此誘使他釋放全身的力量以訓練各部的肌肉。家人帶著瓦帝反覆操作此項練習,直到各部肌肉皆能均衡伸展。著名的美國醫師巴賽洛(Roberts Bartholow, 1831-1904)在其1902年所發表的論文〈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疾病史〉(“The Medical History of Sir Walter Scott”)中指出,要使這項爬行練習達成預期的功效,前提是練習者必須具備足夠的心智力量,顯然年幼的司各特已具有此一力量以面對小兒麻痺症在生活上所帶來的改變與挑戰,關於他所具備的心智能力本文將會在下節另作詳細討論。然而,即便司各特與家人都已付出最大的努力,他還是終生無法脫離跛足的羈絆(315)。

根據蘇格蘭律師公會圖書館(the Library of the Faculty of Advocates, Edinburgh)特聘館員琳賽.利維(Lindsay Levy)博士的研究統計,司各特故居阿博茲福德(Abbotsford)收藏了相當數量以英語撰寫的醫學書籍。然而這些書籍至少都已有二百年以上的歷史,因此不必然可適用於當時的生活,至多只能被視為古董收藏家的珍品(Levy 219)。司各[p. 250]特無法從收藏的書籍內取得治療小兒麻痺症的方法,而且事實上在他的年代關於小兒麻痺症的研究也僅止於起步的階段。在司各特之前的年代,小兒麻痺症尚未演變成流行疾病(epidemic),這種疾病在十八世紀末並不多見;根據統計,它要到一個世紀之後才開始在英國爆發。1789年,當司各特已經十八歲之時,英國皇家醫學院(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小兒科醫師麥可.安德伍德(Michael Underwood, 1736-1820),才首次針對脊髓灰質炎提出完整的臨床描述。在他於當年所出版的《兒童疾病專論》(Treatise on Diseases of Children)一書,安德伍德醫師對於小兒麻痺症的起因做了清楚的說明。在此專書的一個章節〈下半身肢體的衰弱〉(“Debility of the Lower Extremities”),安德伍德醫師指出:

 

就我所知今天我所關注的疾病,先前並未有人探討或曾提出確切的描述,我相信這並非普通的功能性失調,而且倫敦比其他地方較少見到這個疾病的發生。對於這個疾病的起因或是特殊之處,就我個人或是其他人的觀察,我並不滿足於當前所知的程度。我還未曾檢視任何一位因為此疾病而死亡的孩子的軀體。因此我只能就它的病症進行描述,並提出幾項可能有效的診治方法,以便引起其他醫師對它的注意。這個疾病似乎起因於身體的衰弱,但它也會攻擊那些先前發過高燒的孩童,這些孩童一般很少低於一歲,或多於四、五歲。(53-54)

 

這段論述清楚指出因身體衰弱所引發的高燒與小兒麻痺症之間的關聯性,而這個論述也是首次在歷史上被提出討論(Smallman-Raynor 71)。安[p. 251]德伍德醫師在《兒童疾病專論》的1793年版,以「麻痺」(palsy)一詞來指稱此疾病,並說明此疾病在孩童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嚴重性。他同時也說明這個疾病會攻擊成年人,並可能造成嚴重的癱瘓狀態,或是受感染的肌肉會產生輕微的無力感(引自Smallman-Raynor 72)。安德伍德醫師對小兒麻痺症的論述,與現今的醫學知識可謂相當一致,但他的研究仍無法給予他所屬年代的患者即時且有效的治療,更不可能對於司各特的狀況有所助益。半個世紀之後,才有人接續安德伍德醫師的研究,並提出同等重要的權威論述(Williams 8)。

 

二、跨越病痛的屏障

 

司各特生活在祖父的農莊期間,當他約莫只有三歲之時,首次意識到自己身為小兒麻痺症患者的「些微怪異之處」(a little whimsical),並察覺旁人對他的關注。尤其當他套上羊皮在地面練習爬行之時,更吸引了眾多旁觀者(uninterested spectators)的目光(Memoirs 12)。如哈德利(Bree Hadley)所言:「雖然殘疾是個處處皆有,或甚至是很一般的人類經驗,但那些有著醒目的肢體障礙的人們似乎總能在公共空間中『產生騷動』」(2)。司各特清楚表明自己在童年時期已經明白跛足的狀態,使他無時無刻不在人前進行某種展演。尤其當他被要求套上羊皮在地面練習爬行,此舉更使得他不良於行的樣貌加倍「怪異」,因為這羊皮製成的「韃靼人的外衣」不只讓他的行動類似非人的動物(爬行而非行走),更讓他變形為西方人眼中文明層次較低的東方人(韃靼人)。為了努力不讓自己成為眾人議論的對象,年幼的他傾注全力讓自己成為一個所謂正常之人,如司各特本人所言:「孩童時期急躁的情緒催促我快速擺脫身體的疾病,因此我漸漸地可以開始站立、行走甚至奔[p. 252]跑」(Memoirs 15)。此外,洛克哈特也表示,越是困難的環境越能激發司各特的抱負(to whet his ambition)以克服「因身體的不幸所帶來的不便」(the disadvantages of physical misfortune [97])。

雖然年幼的司各特急於擺脫小兒麻痺症的羈絆,然而對於患有此一疾病,成年的他在《回憶錄》以及予友人的信件中,總是展現樂觀且自信的態度。並未因為行動不便而陷入沮喪、憂慮的情緒之中。僅有在零散的字裡行間,才能看到司各特透露出孩童時期因身體的挫折而有的情緒起伏。根據洛克哈特的描述,某次保母粗魯地抱起年幼的司各特,並指責他因為身體虛弱無法自行登上台階,而他的兄弟卻能自由地蹦蹦跳跳。因為此事,司各特回憶起「當下那自覺壓抑的辛酸」(the suppressed bitterness of the moment),並欣羨較他更為幸運的兄弟們(more happily formed brethren)的好手好腳(Lockhart 98)。儘管偶有失望,司各特在童年時期已展現個性上不願屈服於此一疾病的堅毅。在桑迪諾威時期他已經是個頗具鄉野氣息的孩子,他想像自己具有強健的體魄,是「庭院」(the Yards;中學遊戲場的別稱)的常勝軍。司各特在《回憶錄》中表示,孩童時期的他在「庭院」中的表現比在課堂上還要突出(21)。四十年後當司各特帶著女婿洛克哈特回到曾經就讀的中學,司各特八歲進入中學就讀,較當時的一般人早一至二年。 他追憶道:「就在我向學校報到後的當天,一場糾紛隨之而起。一位男童對我指指點點:『沒有必要和一個跛腳的爭論』(there was no use to hargle bargle with a cripple)」(Lockhart 97)。根據司各特的描述,另一位較年長的男孩建議將這兩個「聲音清脆」(tinklers;意味尚未變聲)的男孩綑綁在擂台上,好讓他們決鬥。打鬥中,跛腳的那位面對迎來的攻擊施以全力回擊,最終贏得「擂台上的拳擊冠軍」(97-98)。洛克哈特評論道:「以他對於恐懼的全然漠視,以及他上半身所具有的力[p. 253]量,再加上拳擊的技藝在當時的蘇格蘭未臻成熟的前提之下,我敢說司各特應該拿了不少的獎盃」(97-98)。此外還有一些相類似的回憶:例如司各特為了向同伴證明自己的能力,而冒險攀登位於愛丁堡近郊的索爾茲伯里峭壁(Salisbury Crags)以及城堡岩(Castle Rock)「難以應付的九塊巨石」(the kittle nine stanes [98]);這個攀登峭壁的描述最早出現在司各特於1827年寫給休斯太太(Mrs. Hughes)的信件之中(Letters 10: 348),然而洛克哈特的《司各特傳》並無交代此軼事之來源。 另外還有一些喬治廣場(George Square)的男孩為了挑戰布里斯托街(Bristo Street)的鄉巴佬們而興起的班級間打鬥。喬治廣場的男孩往往受到年長男孩的挑釁而被挑起打鬥的慾望(100)。司各特在1829年回憶起,一位具有身份地位的女士曾為他們揚起旗幟,以對抗班級的敵人。打鬥中,血濺四處。洛克哈特推論,少年司各特之所以讓自己陷入如此危險之境的行為,係為補償其因身體缺陷而有的遺憾(引自 Sutherland 22-23)。《回憶錄》所記載司各特接受腿部治療的內容,不完全來自於司各特本人的記憶,許多軼事是根據親友長輩的回顧而保存了下來。此外,洛克哈特因為對於司各特的高度景仰,因此在描述岳父的生平事蹟上偶爾會出現誇大之嫌。

另外,為了治療跛足,司各特少年時期經由父母的鼓勵開始練習騎馬,逐漸成為一位優秀的騎士。少年時期培養的騎術,後來也讓他有機會實現保家衛國的願望。雖然司各特因為身體的緣故無法加入政府的正規軍,然而為了防禦法國可能發動的攻擊,他卻獲得了參加當地民兵組織的機會,成為愛丁堡輕騎兵團(the Edinburgh Light Horse)的軍官,並且據說為了有機會能當面迎擊法軍,他很享受訓練的過程。就如他的小說《古玩家》(The Antiquary, 1816)裡描述的情節一般,這些與法軍作戰的假設的確很有可能成真(Baker 76)。在一封於1827年寫給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信件中,司各特清楚指出因為拿破崙的緣故而讓他擁有十二年的參軍經驗,並且練就了優秀的騎術與射擊技巧(Letters 10: 251-52)。儘管司各特的行動可能不如一般人[p. 254]敏捷,他的作品依舊散發一種耀眼的、男性嚮往護衛家園的英雄氣概(Sutherland 23)。在數封予友人的信件中,司各特也表明了要不是他的跛足,從軍會是他終身的職志。這些信件包含:“To Lady Abercorn, 30th April 1811” (Letters 2: 478); “To John B. S. Morrit, 4th Sept. 1813” (Letters 3: 350); “To Lady Abercorn, 10th Sept. 1818” (Letters 5: 189); “To Robert Southey, 4th April 1819” (Letters 5: 337)。

縱使司各特《回憶錄》在在顯露他個性上剛猛的特質,但事實上他的成長過程病痛不斷:1773年,十八個月大的他感染了前述的小兒麻痺症;1776年,四歲時舊病復發,讓他在巴斯待了一年;1783年,一場大病讓他錯過兩學期的學業;1784年至1785年,大學二年級的另一場大病讓他錯失幾個月的課程;1787年至1788年,在他律師實習的第二年,一場幾乎使他喪命的大出血,讓他數月臥病在床(Sutherland 37)。雖然他時常疾病纏身,然而讀者卻幾乎無法在司各特的文字中感受到長期受病痛困擾之人可能有的負面情緒;對於不甚熟悉司各特生平的讀者,或許根本無從得知司各特是小兒麻痺症的患者。因為早在孩童時期,他已找到方法化解此病痛在身體及心理方面所產生的負擔。當司各特描述自身面對孩童時期的身體殘疾,他總強調個人的堅毅特質。或許可以這麼說,司各特是自己最好的治療師。他帶著自己成功跨越因為小兒麻痺症而形成的各式障礙,並成為一位剛健、能攀爬岩石、無懼街頭與校園爭鬥、能單手舉起鐵鉆、步行三十英里的「青年海克力士」(37)。

司各特試圖超越疾病的侷限,不讓自己被僅能部份使用的軀體所困。如他在《回憶錄》裡所說:

 

我的身體逐漸隨著體格的變化而硬朗,我既高大且強健。我的身體只是有些變形disfigured,並沒有因為跛足而失能disabled如此的缺陷沒能阻擋我騎馬運動,也不[p. 255]曾讓我無法進行長距離的健行,我通常可以在一天之中走上二十至三十英里。(35;筆者強調)

 

這段話清楚顯示司各特接受肢體變形的事實,而不認為自已在行動上有所障礙。李多爾福與沃德(Heather Ridolfo and Brian W. Ward)所合著的《行動障礙與身份建構》(Mobility Impair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一書,是關於行動障礙者同意或不同意被歸類為肢障者的研究論述。此書拒絕以生物類別(biological category)意味形體的外部特徵。 給予行動障礙者特殊的身份;相反地,作者讓研究參與者以自身的角度詮釋自我的身份與認同。誠如司各特在上段引文所言:「我的身體只是有些變形(disfigured),並沒有因為跛足而失能(disabled)。」司各特僅承認自己的身體有些微變形的樣態,但沒有因為跛足而有行動的障礙,他的動能或移動力(mobility)關於動能或移動力更為廣泛的概念,請參見彼得.艾迪。 如同一般人一樣好,或甚至比他們更好,這裡也包含他沒有受困於「失能」的概念而產生心理上的額外負擔。也因為司各特對於自然的喜愛,其身體的動能獲得增強的機會:「樹林、河川與荒野對我而言有一種無法言喻的吸引力,我總想著往比預定行程更加深入的地方前進,無意間我的返程時間總是越拖越晚,因此有時也造成父母的不安」(Memoirs 36)。對於醫治司各特的跛足,大自然的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司各特本人所言:「雖然受感染的肢體有所萎縮,而且身體的狀況也受到影響,但更為重要的是,我的體能因為經常的戶外活動而獲得明顯的改善」。他更坦言:「如果生活在都市,或許我將注定無望地朝衰朽邁進」(15)。

司各特所具有的身體動能不只展現在他的實際生活中,他還將此動能表現在寫作的能力之上。他不只是讀者所熟知的小說家,他還兼具詩[p. 256]人、散文家、劇作家、傳記作家與文學評論家等身份,一生可謂著作等身。此外,同樣也值得注意的是,司各特還將他的身體動能,尤其是行走的能力,投射在他所創作的小說人物中。《愛丁堡監獄》(The Heart of Midlothian, 1818)的女主人翁珍妮.迪恩斯(Jeanie Deans)為了替妹妹艾菲.迪恩斯(Effie Deans)所犯下的可能罪行向英國女王請求寬恕,而從位於蘇格蘭南方的村莊徒步至倫敦,而後又以相同的方式折返蘇格蘭並且繼續向北,最終在高地羅斯尼斯島(the Island of Roseneath)定居。關於珍妮.迪恩斯的行動能力,請參見Sabiron。 珍妮.迪恩斯所步行的距離幾乎橫跨了英國本土南北縱軸的兩端。本書除了突顯女主人翁的步行能力,另外也強調她堅定的意志。《愛丁堡監獄》是司各特關於身體動能最為知名的作品之一,然而還有諸多「威弗利系列小說」也刻畫了這類具有出色移動能力的人物,例如《蓋伊.曼爾寧》(Guy Mannering, 1815)與《羅布.羅伊》(Rob Roy, 1817)二書的同名男主人翁。司各特的筆代替了他行動不便的雙腳,他的小說人物不只從蘇格蘭移動至英格蘭,也有多個從歐洲移動至亞洲的例子,如《十字軍英雄記》(The Talisman, 1825)與《外科醫師的女兒》(The Surgeon’s Daughter, 1827)。寫作或許也可以說是司各特補償自我不良於行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自我自療(治療)的一種方式。就如凱博文(Arthur Kleiman)醫師所說:「證據顯示,檢討個人病痛的特殊涵義可以打破增加苦痛的惡性循環。……經由那些詮釋,殘障的挫折影響可以減低」(7)。關於書寫可作為自療(治療)的一種方法,近年來美國作家娜妲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的《心靈寫作:創造你的異想世界》(Writing Down the Bones: Freeing the Writer Within)以及《療癒寫作:啟動靈性的書寫祕密》(The True Secret of Writing: Connecting Life with Language)等多本著作在歐美產生廣泛的影響,這些著作的中譯本也在台灣受到矚目。然而針對司各特的自我自療(治療),因篇幅限制在此無法進行深度論述。 [p. 257]

 

三、病友的慰藉

 

同樣身為浪漫主義時期的知名作家,司各特的友人拜倫(Lord Byron, 1788-1824)也有明顯的跛足跡象。然而與司各特不同之處在於,拜倫的行動不便來自於天生的殘疾(congenital deformity [Browne 440]),但他對此事總緘默不語。因為厭惡被人發現他的不便,拜倫穿上特殊的訂製鞋以掩飾自身的殘疾(Levy 228)。某次當司各特與拜倫在出版商莫瑞(John Murray, 1778-1843)的倫敦住家見面,他們的言談也未觸及任何彼此皆有的跛足狀態。就巴賽洛醫師所描述,拜倫極力護衛自己不良於行的秘密,並且不允許最為親密的友人提及此事。至於那些對於他的雙腳表現出好奇眼神之人,他更直接顯露個人的不悅。因此在拜倫的有生之年,外人無法有機會真正了解他跛足的狀況。根據巴賽洛醫師的說法,曾經有過以下這段軼事。在拜倫過世後的幾個鐘頭,一位好奇的友人潛入停屍的房間,快速掀開裹屍的布面,發現一雙萎縮且變形的雙腿──「阿波羅的身體,薩梯的雙腿」(The body of Apollo and the legs of a Satyr [Bartholow 314])。這意味在拜倫的身上具有男性之美的極致與變異的共存狀態,這當中有明顯的反差。相較於因為拜倫熱(Byromania)所引起的觀者對於拜倫身體的興趣,司各特的身體受到相對較少同時代人的關注。然而醫學界在二十世紀之初的三十年間,有一系列關於司各特疾病的相關研究,以下是這些研究的簡要梳理:巴賽洛在1902年開始研究司各特罹患的所有疾病,並且在醫學期刊《南加州醫師期刊》(The Southern California Practitioner)發表論文〈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疾病史〉(“The Medical History of Sir Walter Scott”;巴賽洛醫師的文章是二十世紀醫學界最早對於司各特的病痛史所做出的研究整理,廣被引用,詳見 “1771-1832: Sir Walter Scott Has Polio?”)。《波士頓醫學及外科期刊》(The 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於1915年接續巴賽洛的研究,也出版了一篇相關的論文〈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疾病〉(“The Illness of Sir Walter Scott”)。1932年,在司各特逝世一百週年時,《愛丁堡醫學期刊》(Edinburgh Medical Journal)出版了一期以司各特的身體與疾病為主的特刊,收錄了三篇文章:包含勞勃.哈奇森(Robert Hutchison)的〈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疾病史〉(“The Medical History of Sir Walter Scott”)、查爾斯.麥克尼爾(Charles M’Neil)的〈瓦爾特.司各特爵士與醫學〉(“Sir Walter Scott and Res Medica”)以及格雷格(David M. Greig)的〈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頭部特徵〉(“The Cephalic Features of Sir Walter Scott”)。同年米勒(James Miller)在《加拿大醫學協會期刊》(The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也發表了〈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疾病〉(“The Illness of Sir Walter Scott”)。約莫三十年之後,麥克納爾蒂也在其1969年出版的傳記《瓦爾特.司各特爵士:受了傷的獵鷹》的〈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疾病史〉(“The Medical History of Sir Walter Scott”)一章,重新探究了司各特曾罹患的所有疾病。 然而大眾對於拜倫身體的興趣,或許也是因[p. 258]為拜倫對於自身跛足狀態所展露的羞恥與刻意的遮掩所導致。關於拜倫與其身體的展演,請參見林禹彤。 拜倫面對跛足的態度,明顯有別於司各特成年之後面對病痛的坦率。在司各特予友人的信件及日記中不時可見他面對病痛的坦然。舉例來說,他在一篇於1830年7月16日所寫的日記中,就曾自我解嘲是一位「跛腳的爵士」(lame Baronet [Journal 684])。雖然拜倫也因為行動不便而感到困擾,但因為他不願與人提及跛足的狀況,司各特無法從他的身上找到同為病友的默契,也無法從中得到慰藉或是啟發。2010年9月16日梅西(Allan Massie)於愛丁堡瓦爾特.司各特俱樂部(The Edinburgh Sir Walter Scott Club)的聚會上,發表了一場名為〈司各特與拜倫:寬大的友誼〉(“Scott and Byron: The Generosity of Friendship”)的演講。指出雖然這兩位作家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友誼,然而他們的友誼並非建立在對於彼此皆有的跛足狀態的憐惜之上。 與司各特最為親近的病友反倒是比他早兩個世紀的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因受母親的影響,早在孩童時期,莎士比亞就已經成為司各特最喜愛也最景仰的作家。司各特曾如此描述年幼時對於莎翁作品的熱愛:「我在母親的更衣間(我在那兒曾睡過一晚)找到零散的莎士比亞著作,我無法忘卻穿著睡衣在房內燭火的照耀下,閱讀這些書籍的喜悅。這樣的喜悅持續到家人晚餐用畢催促我上床睡覺之後才結束,其實我早在九點鐘便應該已經就寢」(Memoirs 26)。諸多司各特的小說創作,特別是《肯納爾沃思堡》(Kenilworth, 1821)、《奈杰爾的財富》(The Fortunes of Nigel, 1822)以及《皇家獵宮》(Woodstock, 1826),隨處可見莎翁的蹤跡,無論是場景的設計,或是聲音韻律的選擇,還是想像力的發揮皆有相似之處(Robertson 2)。莎士比亞作品對於司各特創作的影響廣泛且深遠,布魯爾(Wilmon Brewer)在1925年所出版的《莎士比[p. 259]亞對於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影響》(Shakespeare’s Influence on Sir Walter Scott)一書針對此影響,提供了深度的研究論述。布魯爾指出,莎士比亞戲劇對於司各特的創作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cardinal importance)。它們至少是半數司各特長篇敘事詩、戲劇並且尤其是「威弗利系列小說」的模型(442)。

除了對於莎翁作品本身的喜愛,司各特還因為莎士比亞可能也有的不良於行,而對他產生特別強烈的認同感受。關於莎士比亞的跛足最為清楚的指涉出現在卡佩爾(Edward Capell, 1713-81)1768年所編輯的莎翁作品,第37與89號的十四行詩中(引自Robertson 4)。《莎士比亞的眾多生命》(Shakespeare’s Lives)的作者史森鮑姆(Samuel Schoenbaum)根據卡佩爾的推論,認為這兩首十四行詩的描寫,清楚說明了莎翁曾因為意外而導致腿部傷殘的狀況(54-55)。司各特通曉莎士比亞的創作,且曾編輯莎翁作品全集(未完成),對於這兩首詩歌理當嫻熟,且對十八世紀最為知名的莎翁編輯之一卡佩爾的版本應當也不陌生。因此關於莎士比亞跛足的推論,司各特應也詳悉。1827年,司各特在一場預備向大眾宣告他作為「威弗利系列小說」作者的事實之時,他舉杯向英國文學史上偉大的作家們致意,並特別提及莎士比亞:

 

當我想起他令人尊敬的名字,我像是一個將拐杖置放在神壇之上那生了病的人,並且還須坦誠(was obliged to confess)自己的行動能力不如過往。先生們,要將他視為一般人,的確有所困難。(引自Robertson 2)

 

這一段頗令人困惑的語句意味在這個重要的坦誠時刻,司各特放下拐杖的動作,表示他全盤接受了身體的本來面目;同時,也意指他不再隱瞞[p. 260]自己身為「威弗利系列小說」作者的事實。此外,就筆者個人所理解,司各特同時也想表達關於莎士比亞的啓示是:殘疾不該被克服,痊癒不該是被祈禱的目的,「還須坦誠」裡面似乎包含了一種別無他法的決絕;不同於病人往常期望的肉體治癒和從中獲得的健康者的健全心智,莎士比亞神壇所指的存在之路是毫不仁慈地對於疾病的全盤接受。創作相對應地也並不該是英雄性的關於回歸健全的奧德賽,而是對於病態的精細闡述。

艾倫(Sir William Allan, 1782-1850)、羅伯茲(David Roberts, 1796-1864)與海頓(Benjamin Haydon, 1786-1846)所合力完成的畫作〈瓦爾特.司各特爵士造訪莎士比亞位於斯特拉特福聖三一教堂內的墳塚,1828年4月8日〉(“Sir Walter Scott on the Occasion of His Visit to Shakespeare’s Tomb in Holy Trinity Church, Stratford-upon-Avon, on 8 April 1828”),繪於司各特1828年第二次拜訪莎翁故鄉斯特拉特福之後。這張畫作特別突顯司各特在聖三一教堂內,為瞻仰莎士比亞的墳塚,拄著拐杖而身體稍微向前傾斜的動作。羅伯森(Fiona Robertson)在其論文〈司各特的跛足同伴:「威弗利系列小說」中莎士比亞的身體〉(“Scott’s Halting Fellow: The Body of Shakespeare in the Waverley Novels”)中表示,這身體前傾的動作意味著司各特身為一位傾注生命於文學創作的作家,正在向前輩作家的偉大成就致意,並且意圖表達莎士比亞因為與他具有相類似的肢體障礙,而產生關於身體方面的認同感受(physical comradeship [4])。

這次到訪聖三一教堂,司各特從雕刻家布洛克(George Bullock, 1777-1818)處獲得莎士比亞半身塑像的餽贈,並且還請布洛克為自己訂製頭部的塑像,以便能與莎士比亞的半身像相對照,這兩個半身塑像至[p. 261]今仍存放在司各特舊居的圖書室內。請參見Sklar。 由此推測司各特在莎翁的身上找到認同與成就自己的力量。在西方學術界,司各特經常被稱為「小說界的莎士比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在其作品《重要時刻與其他論文》(The Moment and Other Essays, 1947)也曾表示「司各特或許是最後一位能實踐偉大的、莎士比亞式的藝術的小說家」(the last novelist to practice the great, the Shakespearean art [“Sir Walter Scott”])。除了因為司各特豐沛的創作力和想像力與莎翁具有相類似的特質之外,也或許可以從他們面對類似病痛的經驗而使他們有所連結。除了莎士比亞之外,還有其他作家的創作對於司各特也具有療癒心靈的功效。奧利弗(Susan Oliver)在其論文〈瓦爾特.司各特與阿里奧斯托的《瘋狂奧蘭多》〉(“Walter Scott and Ariosto’s Orlando Furioso”)中指出《瘋狂奧蘭多》對於司各特而言具有「《奧蘭多》療效」(Orlando cure),是他每年必讀一次的作品(195)。

 

四、因禍得福

 

哈德利曾議論:

 

在社會上,人們總想當個正常、有生產力且具貢獻力的公民,不因自己的麻煩而打擾或成為他人的負擔。因此,殘疾的狀態不可能是一種自然的、正常的或甚至是明亮的人類經驗,不是人們想要共處或是想共享的特質,也不會給予讚揚。希伯斯(Tobin Siebers)指出,對於自己的殘疾感到滿足——對於擁有一個有缺陷、有困難、奇特而因此無法正常使用的身體而感到滿足——可以被當成是一個心理有問題的標誌,或至少是作為逃避差事而裝病之人(malingerer)的標誌。(6)[p. 262]

 

的確,雖然司各特不像拜倫竭盡所能地遮掩自身有別於一般人所具有的肢體狀態,但可以推測他因為自小明白己身的跛足是眾人關注之所在,他的心理在某種程度上仍然被小兒麻痺症所影響。如歇爾所說:「更為顯著地,對於小兒麻痺症的精確命名暗示了這麼一次與小兒麻痺症接觸之後,患者的身體不只會受到影響,僅只一次的接觸也會影響並持續影響患者的心靈」(5)。然而,就如同同是小兒麻痺症患者的作家克里格爾(Leonard Kriegel)在他的專著《落入生命》(Falling into Life)中所說:「我逐漸明白我與這個病毒的戰爭永遠不會終止,因為這個病毒已經創造了我」(引自Shell 5)。因此同樣也可以說小兒麻痺症在諸多方面影響了司各特,並創造了一個形塑他生命內涵的環境。

就司各特的個人經驗而言,小兒麻痺症不全然只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很多時候它反倒提供發展自我特殊能力的契機。例如小兒麻痺症雖然讓司各特的行動略為不便,但卻也讓他在獨處中培養大量閱讀文學作品的習慣,並藉由閱讀獲得打開世界的鑰匙。司各特曾在《回憶錄》中說過:「我的跛足與孤獨讓我成為一名還不錯的讀者,我通常將閒暇時間花在向母親大聲朗誦波普所翻譯的荷馬作品」(19)。此外,他也曾說過:「由於跛足,所以藉由向公眾講述故事來彌補我的行動不便以及因為它而無法自由活動的缺陷。此番能夠向公眾敘說故事的能力成為我的優勢。在冬日的遊戲時光,當無法進行激烈的體育活動之時,我通常可以吸引一群仰慕我的聽眾,圍繞在糖果販售商『幸運的布朗』(Lucky Brown)的爐火旁聽我講述故事。幸運的布朗特別感到開心,因為可以坐在我這位不知疲倦的說故事者的身旁」(21)。這種在兒時所發展出的說故事的卓越能力與司各特所患有的小兒麻痺症有一定程度的關係,同時也與他後來所開拓出的寫作能力應當有直接的關聯性。[p. 263]

小兒麻痺症與司各特的日常生活緊密連結,是一個他不能不正視的身體狀態,也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重要部份。司各特在孩童時期雖曾努力掙脫肢體麻痺所造成的束縛,並刻意表現自己的身體並無任何與眾不同之處,然而在他成年之後所寫下的《回憶錄》中,我們看到的是他擁抱這個身體狀態的積極心態。他的態度在在顯示跛足並非不完美,也無需被補償或超越。就如同本文稍早所述,司各特認為他的身體只是有些變形,但沒有因此狀態而產生需要跨越的障礙。他在一篇1828年3月3日所寫的日記中,也曾描述自己「像是一匹殘廢的馬,一開始雖然又跛又僵硬,但只要暖身足夠,一樣可以跑得很好」(a spavined horse who sets out lame and stiff but when he warms in his gear makes a pretty good trot of it [Journal 490])。此外,與在《回憶錄》的態度一致,司各特在日記中也多次表示腿部的狀態不曾讓他覺得難堪或有所缺少。相對於一般人較可能會有的怨言,司各特反倒特別感恩身體曾經供給他的動能。舉例來說,在一封於1828年6月27日寫給友人莫里特(J. S. Morritt)的信中,司各特(五十七歲時)表示他的跛足狀況越來越嚴重,但當他想到能在年輕時參與過如此多的體能活動,便覺得不可思議,也就不覺得現在有什麼問題。即便現在需要使用拐杖才能夠步行或假使需要戴上眼鏡才能夠閱讀,他已經覺得夠開心與感激了(Letters 10: 449)。在另一封於同年9月3日寫給女婿洛克哈特的信中,司各特坦言自己在近三、四個月因為腿部疼痛加劇,因而在生活上有諸多不便,越來越需要依賴親友的協助,然而他也不曾期待情況能比現在更好,因為他對於自己在過去所擁有的身體動能表示由衷感謝(10: 496)。

簡言之,小兒麻痺症並未造成司各特肢體上的完全失能,在心理上所謂常態(normalcy)的觀念也未將他困住。就如同戴維斯(Lennard J. Davis)所指出:「為瞭解一個失能者的身體,我們必須回到所謂常態的[p. 264]概念,一個正常的身體。許多對失能研究的書寫將失能者當成研究的目標,就好比有色人種是種族研究者的關注。然而,當新近關於種族的研究已將焦點轉移至白人身上,我更希望可將研究的關注置放在常態概念的建構,而非失能者概念的建構。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問題並非發生在失能者的身上,問題在於常態的概念造成了失能者是一個有問題的存在」(23-24)。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戴維斯在其專書《強制性的常態:失能、失聰與身體》(Enforcing Normalcy: Disability, Deafness, and the Body)所提出的論點指出,「常態」一詞是在1840年之後才進入英語,而大約在1840年至1860年間進入人類的意識之中(24)。雖然司各特的時代是在常態的概念產生之前,但他的《回憶錄》已顯示他的跛足是幼時玩伴的關注所在。 因此,司各特並不認為跛足是需要處理的「問題」,而他之所以有機會發展個體生命的偉大,是因為他接受且擁抱生命經驗不同於大多數的人們,並藉由它以形塑且發展自我。他在面對生命中眾多疾病時所學習到的經驗,是與這些病痛共處,體察它們帶來的感受,並讓它們轉化成寫作的動能。事實上,司各特眾多出色的作品皆是在他病重的期間所完成,例如:《羅布‧羅伊》、《拉美墨爾的新娘》(The Bride of Lammermoor, 1819)、《蒙特羅斯傳奇》(A Legend of Montrose, 1819)、《撒克遜英雄傳》(Ivanhoe, 1819)(Miller 662)。簡言之,小兒麻痺症對司各特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生命組成部份,而非是需要被排除的障礙。

此外,關於司各特是否因為小兒麻痺症而獲得其他人所沒有的特殊能力,過去的某些說法的確曾將司各特的身體障礙與他特殊的心智能力連結在一起,例如以下諸位專家便認為司各特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在相當程度上與他患有小兒麻痺症有密切的關聯性。與司各特同樣出身蘇格蘭的文學評論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曾思索司各特兒時感染的小兒麻痺症與他的創作力之間的關係,認為這是自然的賦予,一種將能量轉移至大腦的稟賦。卡萊爾指出疾病只是一種表面的現象,[p. 265]它造成外在的肢體殘疾,但沒有造成青年司各特的阻礙;它讓這個生命朝向更適合它的方向發展。格雷格醫師(Dr. D. M. Greig)也在其論文〈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頭部特徵〉(“The Cephalic Features of Sir Walter Scott”)表示,這位偉大的小說家在十八個月大之時患得的小兒麻痺症影響了中樞神經系統並導致血液供給量的增加,但因為家人日後悉心且持續的照護,這樣的狀態逐漸讓他達到結構上的完善,並為他逐步獲取更為完整的智力上的成就,最終讓司各特達到一種天才的境界(504)。然而格雷格醫師同時也指出司各特受限的肢體活動讓他將兒時的注意力大量移轉至閱讀,閱讀讓他培養出非凡的心智能力(引自Miller 660)。 米勒(James Miller)醫師在其1932年的論文〈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疾病〉(“The Illness of Sir Walter Scott”)中更明確指出:「司各特所患有的疾病對於形塑他創作的天份,有決定性的影響」(661)。雖然以上專家均認為小兒麻痺症是使司各特擁有非凡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以當今的視角觀之,我們並不見得能夠完全認同此種說法。關於這個論點,戴維斯也曾批判我們對於那些有著失能狀態的成功人士,如彌爾頓(John Milton)與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等人,易於將他們的失能與他們在創造力上的天賦聯想在一起(9)。

 

、小兒麻痺症後群

 

小兒麻痺症所導致的不只是患者的肢體殘障而已,相較於意外所導致的肢體傷害,小兒麻痺症的患者常在成年後(一般在發病二、三十年後)有所謂的小兒麻痺症後群/脊髓灰質炎後遺症。小兒麻痺症的患者原以為已經從疾病中完全康復,然而卻在成年後重新開始出現肢體疼痛與肌肉無力等症狀。這些狀況會讓患者常常覺得自己要應付的不只是年輕時肢體障礙所造成的不便而已,還有逐漸增加的身體衰弱與疼痛,常[p. 266]常被認為是二次殘障,因此小兒麻痺症被視為是個進行中而非靜止的疾病。小兒麻痺症後群的患者通常需要使用輔具(例如枴杖或輪椅)才能方便行動。最早探討小兒麻痺症後群的文獻要到1870年代才出現在歐美,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如本文第一節所指出,小兒麻痺症要到十九世紀末才成為大規模發生的流行病(Wilson 228-29)。更多關於小兒麻痺症後群的研究,請參見Silver。 過去研究司各特小兒麻痺症的醫學文獻皆未曾討論司各特是否受到小兒麻痺症後群的影響,它們的關注僅停留在他兒時患病的經過以及康復的過程,並未明白小兒麻痺症是個進行中的疾病。據資料顯示,十九世紀初葉歐洲人的平均壽命約莫只有四十歲,因此較無機會發現小兒麻痺症後群在患者身上所產生的顯著影響。關於平均壽命,請見 “The Determinants of Mortality”。

然而據筆者研究,司各特在成年之後很可能也因為小兒麻痺症後群的影響而受到困擾,緣由有三:(一)在所有以司各特為主題且在1817年起完成的畫作中,幾乎都已經將拐杖當成司各特的日常隨身裝備。舉例來說,畫家威爾基(Sir David Wilkie, 1785-1841)於1817年所完成的作品《阿博茲福德一家》(The Abbotsford Family),便已呈現時年四十三歲的司各特倚著拐杖的樣子。由此推測他在四十歲左右(或甚至更早)已可能有小兒麻痺症後群的症狀,因此行走時需要倚賴拐杖的輔助,不再像年輕時較能擁有活動自如的狀態。(二)從司各特著手書寫日記起(1825年,五十四歲時),他已開始感嘆腳力漸衰且表示腿部疼痛的頻率大幅增加(Journal 26)。在六十歲那年,他幾乎已經無法倚賴拐杖的輔助行走,因此還特別聘請愛丁堡一位專門製作義肢的師傅福瓊(James Fortune)為他量身訂製輔助行走的器具(Letters 11: 481; Journal 709)。司各特本人在日記及信件中並未說明此輔具為何。然而艾德格.強生(Edgar Johnson)在他所著的傳記《瓦爾特.司各特爵士:偉大的未知》(Sir Walter Scott: The Great Unknown)一書指出,這其實是腿部的支架(brace [II: 1169])。 (三)小兒麻痺症後群所導致的另一個症狀是上肢關節的疼痛。這是因為長期使用拐杖行走者的上肢關節,因使用過度而產生麻痛的症[p. 267]狀。司各特在一封於1830年寫給女婿的書信中也曾表示自己手部無力且有僵痛的症狀(Letters 11: 414),這很可能是症後群所產生的影響。雖然以上的三種狀況也可能是因為身體老化所導致的現象,但不無可能也是因為受到小兒麻痺症後群的影響。簡言之,小兒麻痺症是司各特無法避免的課題,與他的關係可謂形影不離。

 

結語

 

麥克納爾蒂在《瓦爾特.司各特爵士:受了傷的獵鷹》的前言中指出:「如果能進行更多關於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生命與醫療史的研讀,就會有更多的讀者對於這個偉大生命所具有的天份、不懈怠的努力、英雄般的勇氣與毅力感到驚奇」(10)。的確,眾多文獻資料顯示,司各特在童年時曾試圖跨越小兒麻痺症對於生活所產生的束縛,並努力讓自己和一般人的狀態相似,成為具有相同動能或甚至比普通人具有更佳動能的人,其勇氣與毅力值得欽佩。

然而,如果僅以上述視角將司各特簡單地當成一個超級英雄來崇拜,且將他的《回憶錄》當成是一部個人的疾病奮鬥史,並以此作為本研究的結論,這將會過度簡化我們對於司各特形塑生命內涵的理解。或許我們能以精神科醫師王浩威所舉《汪洋中的一條船》作者鄭豐喜先生的例子做說明。雖然鄭豐喜先生對抗因小兒麻痺症所產生的肢體障礙的勇氣令人敬佩,然而以今日之視角觀之,倘若病患過度抱有征服疾病的心態,將疾病當作敵人,如此反倒會「陷入一種掙扎、拼命的狀況」,對於病患與病痛之間的關係可能會產生反面的效果(王浩威149-50)。此外,對於長期臥病的人,閱讀類似《汪洋中的一條船》這樣的書可能會「激起很大的憤怒,因為書中勵志的意圖,對於其他病人反而是一種嘲諷,[p. 268]彷彿在暗示他們沒有痊癒是因為意志不夠堅強、不夠勇敢,因為沒有書中主角所擁有的崇高勇氣,反而產生間接指責的效果」(149-50)。關於研究司各特與小兒麻痺症,筆者希望藉由本文的撰寫,從醫學人文的視角探究一個生命面對病痛時可能會有的反應與態度,以及此病痛對此生命所產生的特殊關聯與意義。如此一來我們便能更佳地以同理心體察這個生命所具有的細微感受,並且更有機會親近這個生命的本來面貌,以及能從更為多元的視角欣賞這個生命所綻放出的光芒。

不同於諸多知名的畫像呈現司各特手持拐杖的形象,世界各地著名的司各特雕像上,如愛丁堡火車站(Edinburgh Waverley Railway Station)旁、格拉斯哥喬治廣場(Glasgow George Squire)上與紐約中央公園(New York Central Park)中的那些,無論或站或坐卻都沒有拐杖的存在;相反地,司各特手上所持的均是書本。我們無從得知為何這些雕像上均未有司各特日常所需的拐杖或手杖,而這也許只是巧合,但或許可以推測,這些雕像所試圖傳遞的訊息,是讓景仰司各特的後人將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在,從這個生命所盛放出來的書寫之上,而非是為了抹去司各特身為小兒麻痺症患者的事實。此外,我們或許能進一步推測,拐杖的缺席反而更能突顯司各特未受小兒麻痺症所束縛的狀態:此病症已與作家的身心融合,成為形塑此生命的共同體。[p.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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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瓦爾特.司各特在歷史上享有歐洲歷史小說之父的美名。然而他僅以「威弗利的作者」署名出版絕大多數的小說創作,並在遭逢1826年的破產之前未公開表示自己身為作者的身份(雖然這幾乎是眾人皆知的秘密),因此被後人冠上「偉大的未知」的稱號。但這位「偉大的未知」對於自身的跛足,卻從不遮掩。司各特不只在《回憶錄》記載幼時感染小兒麻痺症的經過以及與此病痛搏鬥的心路歷程,他還清楚說明此病症與他形塑人格特質的過程具有高度關聯。雖然人類感染此病症的歷史已有數千年之久,但對其描述卻遲至十八世紀末才出現在蘇格蘭、英格蘭與德國等地。由於司各特的《回憶錄》提供了近代歷史上最為完整的關於感染小兒麻痺症的文字記錄,此份史料不只對醫學研究價值不斐,對於認識司各特也非常珍貴。本文將回歸歷史現場,梳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醫學界對於小兒痲痺症的認識與醫療方式,以及社會對此病症的普遍態度,並以此視角進入司各特的生平與創作,試圖探究他對此病症所提出的論述,以及小兒麻痺症對於形塑這位偉大作家生命內涵的影響與意義。

關鍵詞瓦爾特.司各特、《回憶錄》、《司各特傳》、小兒麻痺症/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痺症後群/脊髓灰質炎後遺症

 

ABSTRACT

Walter Scott, father of the European historical novel, published most of his novels using the name “the Author of Waverley.” He did not make his authorship public (although it was an open secret) until his financial ruin in 1826. As a result, he was nicknamed “the Great Unknown.” Nonetheless, this “Great Unknown’” was frank in recording in his Memoir his own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contracting polio when only eighteen months old. Scott clearly explained to his readers the impact of polio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personality. Even although the history of polio infection in humans is some several thousand years, descriptions of it did not appear until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in places like Scotland, England and Germany. Scott’s Memoir offers one of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s of polio in human history; therefore, it has a unique value to medical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edical humaniti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knowledge of polio and the treatment of it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addition, it is also this paper’s intention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that polio had on Scott’s life and his writings.

KEYWORDS: Walter Scott, Memoirs, 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 Poliomyelitis, Post-Polio Syndrome

 

 

英國作家瓦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離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831年,將一支使用多年的枴杖送給好友畫家艾倫(Sir William Allan, 1782-1850)。將近兩個世紀之後,這支拐杖輾轉到了英國藝術品及奢侈品拍賣行佳士得(Christie’s)的會場,並於2017年7月,預估以3,000至5,000英鎊的價格賣出。{footnote}相關資訊,請參見Barry。{/footnote} 這支枴杖不只曾經出現在艾倫的畫作中,也曾出現在勞倫斯(Sir Thomas Lawrence, 1769-1830)等知名畫家的作品中。{footnote}艾倫的畫作《瓦爾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小說家與詩人》(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 Novelist and poet, 1844)由蘇格蘭國家畫廊(National Galleries of Scotland)收藏;勞倫斯的畫作《瓦爾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 1820-26)由皇家收藏信託(Royal Collection Trust)管理,目前正在白金漢宮的女王畫廊(The Queen’s Gallery, Buckingham Palace)展出。{/footnote} 這些畫作所揭露的,是拐杖作為司各特日常裝備的事實。關於男性使用拐杖,在司各特所處的時代通常有以下幾個原因:它是紳士與權威身份的象徵(a symbol of strength and power, authority and social prestige)、時尚的裝飾(elegance and style)、防身的武器、健行的裝備,但同時也是行動不便者的輔具(“Walking Sticks”)。然而,這些原因之中,與司各特最為相關的就是拐杖可作為行動不便者的輔具。這是因為:司各特兒時曾感染小兒麻痺症(poliomyelitis,簡稱polio),此疾病讓他的右腳不良於行。小兒麻痺症所產生的病痛如影隨形,除了孩童時期因為感染而造成肢體麻痺之外,司各特成年後還必須面對小兒麻痺症後群(或稱脊髓灰質炎後遺症,post-polio syndrome [PPS])的持續侵擾。此外,小兒麻痺症不只讓司各特跛足,同時也對他的心理層面產生影響。此疾病的影響是終身且全面的。

在文學研究上,與小兒麻痺症相關的主題似乎還未獲得學術界普遍的重視。如歇爾(Marc Shell)在其專書《小兒麻痺症與其後》(Poliomyelitis and Its Aftermath)所言:「在文學的領域,小兒麻痺症是諸多小說與詩歌的主題。然而在所有關於疾病的歷史以及多數的文學史[end of p. 244]之中,絕大多數關於小兒麻痺症的書寫卻經常被忽略」(10)。雖然司各特是筆者關注已久的作家,然而在過去的這些年間也未曾試圖從他的生命書寫(life writing),以理解小兒麻痺症對於形塑這位作家的生命與其內在世界的重要性。{footnote}司各特一生病痛不斷,他曾受到如腸出血(hemorrhage)、膽囊結石(gallstones)、腎絞痛(renal colic)、血尿(hematuria)、風濕病(rheumatism)以及動脈硬化(arteriosclerosis)等疾病所困擾。雖然這些疾病都對他有所影響,但以小兒麻痺症的影響最為顯著,且持續的時間最久。{/footnote} 因此,本文將從司各特的《回憶錄》、書信與日記著手, {footnote}本文將以MemoirsLettersJournal分別簡稱司各特的《回憶錄》(Memoirs)、《瓦爾特.司各特爵士書信集》(The Letters of Sir Walter Scott)與《瓦爾特.司各特爵士日記》(The Journal of Sir Walter Scott),以便標明引用來源。{/footnote} 探索這位作家對小兒麻痺症所產生之病痛由排斥、承擔到並存共生的心境轉換,以及與之共處而形塑自我人格特質的過程,最後揭示此病痛對他的寫作所具有的影響與意義。{footnote}凱博文醫師在其《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The Illness Narratives—Suffering, Healing & the Human Condition)一書,特別指出他所使用「病痛」(illness)一詞,與使用「疾病」(disease)時之意思不同。他表示當使用病痛一詞時,他「有意喚起人類對症狀和苦痛的固有經驗。病痛指的是病人和家屬或更廣泛的社會網路對症狀與殘障如何理會、共存和反應」(12)。筆者撰寫此篇論文的過程特別受惠於此觀念,因此將司各特的「病痛」與他的自我形塑過程視作並存共生的生命現象。{/footnote} 本文的組成包含以下六個部份:(一)小兒麻痺症與《回憶錄》、(二)跨越病痛的屏障、(三)病友的慰藉、(四)因禍得福、(五)小兒麻痺症後群、(六)結語。

 

一、小兒麻痺症與《回憶錄》

 

小兒麻痺症又稱脊髓灰質炎,我們無法確知它在人類歷史中已存在了多久。然而古代的藝術品中,處處可見對此疾病患者的描繪。由此推測,此疾病的歷史或許與人類歷史的長度大致相符。{footnote}斯摩曼-雷諾(M. R. Smallman-Raynor)等人所撰寫的專書《小兒麻痺症:從起源至根治》(Poliomyelitis: Emergence to Eradication)第三個章節〈小兒麻痺症成為流行病之前的歷史〉(“The Pre-epidemic History of Poliomyelitis”),提供了關於小兒麻痺症的起源的完整論述。{/footnote} 十九世紀末,大規模的小兒麻痺症於歐美爆發,它更成為二十世紀前半葉最讓人擔憂的[p. 245]幼童疾病(Shell 1)。它之所以讓人恐懼,是因為它被形容為一個「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A Plague from Nowhere)。{footnote}威廉斯(Gareth Williams)在其專書《因恐懼而起的癱瘓:小兒麻痺症的故事》(Paralysed with Fear: The Story of Polio)的第一個章節標題,以「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A Plague from Nowhere)形容小兒麻痺症的難以捉摸。{/footnote} 1916年單是紐約一地就有超過九千名病例(雪洛2)。1908年,奧地利裔醫師蘭德施泰納(Karl Landsteiner, 1868-1943)首先確認脊髓灰質炎病毒。二十世紀中葉,美國病毒學家約納斯.沙克(Jonas Edward Salk, 1914-95)製作出有史以來第一劑對抗小兒痲痺病毒(Poliovirus)的疫苗。因為沙克以及其後由沙賓(Albert Sabin, 1906-93)所研發出的疫苗,人類終於可以較為有效地控制環境中的小兒麻痺病毒,並抑制病情的發生。雖然這個疾病至今仍未完全消失,但地球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已不再需要為它過度擔憂。{footnote}小兒麻痺症曾在台灣的1950與1960年代發生大流行,1958年與1962年沙克與沙賓疫苗先後引進,且1966年政府開始進行大規模口服沙賓疫苗接種,疫情由此得到顯著控制。請參見梁妃儀、蔡篤堅所著〈烏腳病與小兒麻痺症的隱喻在台灣〉,頁101。小兒麻痺病毒現今仍舊在諸多非洲國家肆虐,微軟公司創辦人比爾.蓋茲與其夫人梅琳達.蓋茲所創辦的基金會(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持續投注資源,致力於消滅落後、戰亂地區的小兒麻痺症。{/footnote} 然而在司各特患病之前,小兒麻痺症是一種尚未被確認的疾病。醫學界對於它的所知甚少,對其記載遲至十八世紀末,才陸續出現在蘇格蘭、英格蘭與德國等歐洲各地的文學作品及醫學報告中。據筆者的研究,司各特所撰寫的《回憶錄》(Memoirs, 1808)是英國歷史上關於小兒麻痺症最早、也最完整的記載之一,因此對於研究此疾病的歷史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

司各特因其「威弗利系列小說」(the Waverley Novels, 1814-31)所獲致的成就,而在文壇上享有歐洲歷史小說之父的美名。然而他僅以「威弗利的作者」(the Author of Waverley)署名出版其絕大多數的小說創作(二十七部小說中的二十一部),並在遭逢1826年的破產之前未公開表示自己身為作者的身份(雖然這幾乎是眾人皆知的秘密),因此被後人冠上「偉大的未知」(the Great Unknown)的稱號。儘管司各特在[p. 246]出版創作一事選擇隱姓埋名,但這位「偉大的未知」卻在《回憶錄》中詳述個人感染小兒麻痺症以及因之而跛足的經過。司各特在三十八歲那年(1808年)4月開始提筆書寫《回憶錄》,其後中斷了兩年。1810年至1811年間二度進行《回憶錄》的撰寫,並於1826年再度對此作品進行增補。司各特《回憶錄》的撰寫與修訂,從1808年開始至1826年為止,可說橫跨了他作家生涯的全部。司各特開始撰寫《回憶錄》之前尚未出版第一本小說,然而當他最後一次修改《回憶錄》之時,他已經是一位聞名於歐洲文壇的小說家。司各特三度修改《回憶錄》,可見他對這份文獻的重視。{footnote}關於司各特書寫《回憶錄》的詳細過程,請參見Hewitt, “Textual Introduction,” pp. xxiv-xxv。{/footnote} 司各特在有生之年並無出版《回憶錄》的計劃,但這不代表他沒有想過這份文獻會有公諸於世的一天。他之所以在1826年之前未將《回憶錄》出版,主要原因在於他不想將自己作為「威弗利系列小說」的作者的事實提前曝光。1837年,也就是司各特過世五年後,司各特的女婿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 1794-1854)將此《回憶錄》完整收錄至由他編撰的《司各特傳》第一個章節中。{footnote}John Gibson Lockhart, 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 7 volumes, 1837-38; 2nd ed., 10 volumes, 1839.{/footnote} 《回憶錄》是一份未完成的作品,它所涵括的範圍僅從司各特的出生寫到作者二十一歲(1792年)通過律師資格考試之時,但為了研究司各特感染小兒麻痺症的經過,它的重要性無可取代(司各特一直要到五十四歲那年才開始書寫日記)。為能完整呈現司各特在成年之後面對跛足的態度,本文將同時梳理司各特的書信與日記,以及洛克哈特《司各特傳》所涵括的訊息。

《回憶錄》的內容主要講述司各特的成長歷程,但也對他經歷的病痛多所著墨,尤其呈現他在面對小兒麻痺症時的心路歷程。關於感染小兒麻痺症的經過,司各特在《回憶錄》中寫到:[p. 247]

 

十八個月大之前,種種跡象證明我與生俱來的健康與活力。家人表示,某天夜裡我頑強抵抗不願就寢,幾經追逐之後我才願意妥協回到房內。這是最後一次我能展現個人四肢敏捷的機會。隔天清晨我發了高燒,這種狀況一般來說可能是因為生長大牙(the cutting of large teeth)而產生的病痛,但這個症狀卻持續了三天之久。到了第四天,當家人如常地幫我盥洗之時,他們發現我的右腳失去了力量。父母向我的外祖父(他是一名傑出的解剖學家以及內科醫師)、並且向已故的且受尊敬的伍德(Alexander Wood)醫師以及這個行業中最受敬重的其他醫師諮詢這個病症。這個病症並非起因於脫臼或是扭傷,因此透過水療或是其他局部的治療也都無用。這些年間當正規的醫療措施皆無法產生任何效用之時,我焦急的父母急切地嘗試實證主義者所提出可能有效的各種醫療方式,或甚至找上那些自認為可以提供各式處方的老婦人或老先生。這些療法中的某些方法實在奇特。來自外祖父盧瑟福大夫的建議首先獲得採用:他認為我應當到鄉間居住,運用來自大自然的力量(natural exertion),藉由乾淨的空氣與不受拘束的生活以獲得身體的改善。在開始對身邊事物有所記憶之前,我開心地接受外祖父的建議,搬遷到祖父位於桑迪諾威(Sandyknowe)的農莊居住。(11){footnote}《回憶錄》迄今尚未有中文譯本,本文援引此部作品之內容以及其他西文二手資料皆由筆者所譯,在此先予敘明,後文則不再一一贅述。{/footnote}

 

司各特在上段引文中清楚記錄感染小兒麻痺症的經過,特別重要之處在於他將高燒與其後所引發的肢體麻痺前後關聯,這與醫學界日後所推衍[p. 248]出的結論相符。然而以當今的醫學知識來說,司各特對於長牙引發高燒的推論,或許不完全正確。《瓦爾特.司各特爵士:受了傷的獵鷹》(Sir Walter Scott: The Wounded Falcon)的作者麥克納爾蒂(Arthur S. MacNalty)猜測司各特所感染的病毒可能來自於一名搬運工的親吻,然而這樣的猜測並無實質立論的基礎(147)。但病毒究竟從何而來,目前已無從得知。司各特在接受外祖父盧瑟福大夫(John Rutherford, 1695-1779)的建議之後,在祖父位於桑迪諾威的農莊生活了六年左右。根據《回憶錄》所記載,於此期間家人為治癒他的跛足,曾以現宰的溫熱羊皮為他包裹身體,司各特形容自己像是套上了「韃靼人的外衣」(tartar-like habiliment [12])。裹上羊皮之後,家人還以多種方式激勵他練習爬行,然而這種民間的偏方也未能見效(12)。司各特居住在桑迪諾威期間,也曾至溫泉之鄉巴斯(Bath)住過一年。家人希望用洗浴的方式協助他改善跛足的狀況,但並無顯著的功效(14)。司各特曾接受過的另類療法中,還包含外祖父所建議、由「庸醫之王」(Emperor of the Quacks)詹姆士.格拉漢(James Graham, 1745-94)所推廣的「電磁療法」(electro-magnetical treatments)。

格拉漢出生於1745年蘇格蘭首府愛丁堡(Edinburgh),曾經是愛丁堡大學醫學系的學生。然而如同那個時代的多數醫學生,他最終未能取得學位(“Graham, James” 1)。1769年格拉漢移居北美並在新英格蘭、紐約與費城行醫。這段期間,他開始進行與電流相關的醫療實驗。1773年格拉漢回到英格蘭,並在巴斯開設個人的診療室,以電磁療法作為他的主要醫療方法。除此之外,格拉漢還在倫敦他知名的「康健神殿」(Temple of Health)提供「穹頂被褥」(Celestial bed)給亟欲求子的夫妻使用。司各特七歲時開始接受格拉漢的診療。診療的過程包含使用乙醚(ether)塗抹身體,再輔以電療的刺激,以達成活化腿部肌肉的目的。[p. 249]在一封1830年寫給好友作家斯圖亞特夫人(Lady Louisa Stuart, 1757-1851)的信中,司各特回憶起家人因擔心格拉漢可能會對年幼的自己施以極端的治療手法,因此在治療進行的過程中總是有友人或家人陪伴在側。一次格拉漢在司各特的腿上塗抹具有腐蝕性的液體,司各特因無法忍受疼痛而嚎啕大哭,在慌亂中家人立即帶他離開。年幼的司各特此時已意識到格拉漢的另類療法,很可能只是一場騙局(Scott, Letters 11: 401-02)。{footnote}更多關於司各特所接受的「電磁療法」研究,請參見Levy與MacNalty。{/footnote}

司各特嘗試過的各式療法之中,還包含一項由外祖父盧瑟福大夫設計給瓦帝(Wattie)——長輩對年幼司各特的稱呼——伸展肢體的練習活動。盧瑟福大夫在男孩面前放置幾個特別能吸引他注意的物品,藉此誘使他釋放全身的力量以訓練各部的肌肉。家人帶著瓦帝反覆操作此項練習,直到各部肌肉皆能均衡伸展。著名的美國醫師巴賽洛(Roberts Bartholow, 1831-1904)在其1902年所發表的論文〈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疾病史〉(“The Medical History of Sir Walter Scott”)中指出,要使這項爬行練習達成預期的功效,前提是練習者必須具備足夠的心智力量,顯然年幼的司各特已具有此一力量以面對小兒麻痺症在生活上所帶來的改變與挑戰,關於他所具備的心智能力本文將會在下節另作詳細討論。然而,即便司各特與家人都已付出最大的努力,他還是終生無法脫離跛足的羈絆(315)。

根據蘇格蘭律師公會圖書館(the Library of the Faculty of Advocates, Edinburgh)特聘館員琳賽.利維(Lindsay Levy)博士的研究統計,司各特故居阿博茲福德(Abbotsford)收藏了相當數量以英語撰寫的醫學書籍。然而這些書籍至少都已有二百年以上的歷史,因此不必然可適用於當時的生活,至多只能被視為古董收藏家的珍品(Levy 219)。司各[p. 250]特無法從收藏的書籍內取得治療小兒麻痺症的方法,而且事實上在他的年代關於小兒麻痺症的研究也僅止於起步的階段。在司各特之前的年代,小兒麻痺症尚未演變成流行疾病(epidemic),這種疾病在十八世紀末並不多見;根據統計,它要到一個世紀之後才開始在英國爆發。1789年,當司各特已經十八歲之時,英國皇家醫學院(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小兒科醫師麥可.安德伍德(Michael Underwood, 1736-1820),才首次針對脊髓灰質炎提出完整的臨床描述。在他於當年所出版的《兒童疾病專論》(Treatise on Diseases of Children)一書,安德伍德醫師對於小兒麻痺症的起因做了清楚的說明。在此專書的一個章節〈下半身肢體的衰弱〉(“Debility of the Lower Extremities”),安德伍德醫師指出:

 

就我所知今天我所關注的疾病,先前並未有人探討或曾提出確切的描述,我相信這並非普通的功能性失調,而且倫敦比其他地方較少見到這個疾病的發生。對於這個疾病的起因或是特殊之處,就我個人或是其他人的觀察,我並不滿足於當前所知的程度。我還未曾檢視任何一位因為此疾病而死亡的孩子的軀體。因此我只能就它的病症進行描述,並提出幾項可能有效的診治方法,以便引起其他醫師對它的注意。這個疾病似乎起因於身體的衰弱,但它也會攻擊那些先前發過高燒的孩童,這些孩童一般很少低於一歲,或多於四、五歲。(53-54)

 

這段論述清楚指出因身體衰弱所引發的高燒與小兒麻痺症之間的關聯性,而這個論述也是首次在歷史上被提出討論(Smallman-Raynor 71)。安[p. 251]德伍德醫師在《兒童疾病專論》的1793年版,以「麻痺」(palsy)一詞來指稱此疾病,並說明此疾病在孩童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嚴重性。他同時也說明這個疾病會攻擊成年人,並可能造成嚴重的癱瘓狀態,或是受感染的肌肉會產生輕微的無力感(引自Smallman-Raynor 72)。安德伍德醫師對小兒麻痺症的論述,與現今的醫學知識可謂相當一致,但他的研究仍無法給予他所屬年代的患者即時且有效的治療,更不可能對於司各特的狀況有所助益。{footnote}半個世紀之後,才有人接續安德伍德醫師的研究,並提出同等重要的權威論述(Williams 8)。{/footnote}

 

二、跨越病痛的屏障

 

司各特生活在祖父的農莊期間,當他約莫只有三歲之時,首次意識到自己身為小兒麻痺症患者的「些微怪異之處」(a little whimsical),並察覺旁人對他的關注。尤其當他套上羊皮在地面練習爬行之時,更吸引了眾多旁觀者(uninterested spectators)的目光(Memoirs 12)。如哈德利(Bree Hadley)所言:「雖然殘疾是個處處皆有,或甚至是很一般的人類經驗,但那些有著醒目的肢體障礙的人們似乎總能在公共空間中『產生騷動』」(2)。司各特清楚表明自己在童年時期已經明白跛足的狀態,使他無時無刻不在人前進行某種展演。尤其當他被要求套上羊皮在地面練習爬行,此舉更使得他不良於行的樣貌加倍「怪異」,因為這羊皮製成的「韃靼人的外衣」不只讓他的行動類似非人的動物(爬行而非行走),更讓他變形為西方人眼中文明層次較低的東方人(韃靼人)。為了努力不讓自己成為眾人議論的對象,年幼的他傾注全力讓自己成為一個所謂正常之人,如司各特本人所言:「孩童時期急躁的情緒催促我快速擺脫身體的疾病,因此我漸漸地可以開始站立、行走甚至奔[p. 252]跑」(Memoirs 15)。此外,洛克哈特也表示,越是困難的環境越能激發司各特的抱負(to whet his ambition)以克服「因身體的不幸所帶來的不便」(the disadvantages of physical misfortune [97])。

雖然年幼的司各特急於擺脫小兒麻痺症的羈絆,然而對於患有此一疾病,成年的他在《回憶錄》以及予友人的信件中,總是展現樂觀且自信的態度。並未因為行動不便而陷入沮喪、憂慮的情緒之中。僅有在零散的字裡行間,才能看到司各特透露出孩童時期因身體的挫折而有的情緒起伏。根據洛克哈特的描述,某次保母粗魯地抱起年幼的司各特,並指責他因為身體虛弱無法自行登上台階,而他的兄弟卻能自由地蹦蹦跳跳。因為此事,司各特回憶起「當下那自覺壓抑的辛酸」(the suppressed bitterness of the moment),並欣羨較他更為幸運的兄弟們(more happily formed brethren)的好手好腳(Lockhart 98)。儘管偶有失望,司各特在童年時期已展現個性上不願屈服於此一疾病的堅毅。在桑迪諾威時期他已經是個頗具鄉野氣息的孩子,他想像自己具有強健的體魄,是「庭院」(the Yards;中學遊戲場的別稱)的常勝軍。司各特在《回憶錄》中表示,孩童時期的他在「庭院」中的表現比在課堂上還要突出(21)。四十年後當司各特帶著女婿洛克哈特回到曾經就讀的中學,{footnote}司各特八歲進入中學就讀,較當時的一般人早一至二年。{/footnote} 他追憶道:「就在我向學校報到後的當天,一場糾紛隨之而起。一位男童對我指指點點:『沒有必要和一個跛腳的爭論』(there was no use to hargle bargle with a cripple)」(Lockhart 97)。根據司各特的描述,另一位較年長的男孩建議將這兩個「聲音清脆」(tinklers;意味尚未變聲)的男孩綑綁在擂台上,好讓他們決鬥。打鬥中,跛腳的那位面對迎來的攻擊施以全力回擊,最終贏得「擂台上的拳擊冠軍」(97-98)。洛克哈特評論道:「以他對於恐懼的全然漠視,以及他上半身所具有的力[p. 253]量,再加上拳擊的技藝在當時的蘇格蘭未臻成熟的前提之下,我敢說司各特應該拿了不少的獎盃」(97-98)。此外還有一些相類似的回憶:例如司各特為了向同伴證明自己的能力,而冒險攀登位於愛丁堡近郊的索爾茲伯里峭壁(Salisbury Crags)以及城堡岩(Castle Rock)「難以應付的九塊巨石」(the kittle nine stanes [98]);{footnote}這個攀登峭壁的描述最早出現在司各特於1827年寫給休斯太太(Mrs. Hughes)的信件之中(Letters 10: 348),然而洛克哈特的《司各特傳》並無交代此軼事之來源。{/footnote} 另外還有一些喬治廣場(George Square)的男孩為了挑戰布里斯托街(Bristo Street)的鄉巴佬們而興起的班級間打鬥。喬治廣場的男孩往往受到年長男孩的挑釁而被挑起打鬥的慾望(100)。司各特在1829年回憶起,一位具有身份地位的女士曾為他們揚起旗幟,以對抗班級的敵人。打鬥中,血濺四處。洛克哈特推論,少年司各特之所以讓自己陷入如此危險之境的行為,係為補償其因身體缺陷而有的遺憾(引自 Sutherland 22-23)。{footnote}《回憶錄》所記載司各特接受腿部治療的內容,不完全來自於司各特本人的記憶,許多軼事是根據親友長輩的回顧而保存了下來。此外,洛克哈特因為對於司各特的高度景仰,因此在描述岳父的生平事蹟上偶爾會出現誇大之嫌。{/footnote}

另外,為了治療跛足,司各特少年時期經由父母的鼓勵開始練習騎馬,逐漸成為一位優秀的騎士。少年時期培養的騎術,後來也讓他有機會實現保家衛國的願望。雖然司各特因為身體的緣故無法加入政府的正規軍,然而為了防禦法國可能發動的攻擊,他卻獲得了參加當地民兵組織的機會,成為愛丁堡輕騎兵團(the Edinburgh Light Horse)的軍官,並且據說為了有機會能當面迎擊法軍,他很享受訓練的過程。就如他的小說《古玩家》(The Antiquary, 1816)裡描述的情節一般,這些與法軍作戰的假設的確很有可能成真(Baker 76)。在一封於1827年寫給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信件中,司各特清楚指出因為拿破崙的緣故而讓他擁有十二年的參軍經驗,並且練就了優秀的騎術與射擊技巧(Letters 10: 251-52)。儘管司各特的行動可能不如一般人[p. 254]敏捷,他的作品依舊散發一種耀眼的、男性嚮往護衛家園的英雄氣概(Sutherland 23)。在數封予友人的信件中,司各特也表明了要不是他的跛足,從軍會是他終身的職志。{footnote}這些信件包含:“To Lady Abercorn, 30th April 1811” (Letters 2: 478); “To John B. S. Morrit, 4th Sept. 1813” (Letters 3: 350); “To Lady Abercorn, 10th Sept. 1818” (Letters 5: 189); “To Robert Southey, 4th April 1819” (Letters 5: 337)。{/footnote}

縱使司各特《回憶錄》在在顯露他個性上剛猛的特質,但事實上他的成長過程病痛不斷:1773年,十八個月大的他感染了前述的小兒麻痺症;1776年,四歲時舊病復發,讓他在巴斯待了一年;1783年,一場大病讓他錯過兩學期的學業;1784年至1785年,大學二年級的另一場大病讓他錯失幾個月的課程;1787年至1788年,在他律師實習的第二年,一場幾乎使他喪命的大出血,讓他數月臥病在床(Sutherland 37)。雖然他時常疾病纏身,然而讀者卻幾乎無法在司各特的文字中感受到長期受病痛困擾之人可能有的負面情緒;對於不甚熟悉司各特生平的讀者,或許根本無從得知司各特是小兒麻痺症的患者。因為早在孩童時期,他已找到方法化解此病痛在身體及心理方面所產生的負擔。當司各特描述自身面對孩童時期的身體殘疾,他總強調個人的堅毅特質。或許可以這麼說,司各特是自己最好的治療師。他帶著自己成功跨越因為小兒麻痺症而形成的各式障礙,並成為一位剛健、能攀爬岩石、無懼街頭與校園爭鬥、能單手舉起鐵鉆、步行三十英里的「青年海克力士」(37)。

司各特試圖超越疾病的侷限,不讓自己被僅能部份使用的軀體所困。如他在《回憶錄》裡所說:

 

我的身體逐漸隨著體格的變化而硬朗,我既高大且強健。我的身體只是有些變形disfigured,並沒有因為跛足而失能disabled如此的缺陷沒能阻擋我騎馬運動,也不[p. 255]曾讓我無法進行長距離的健行,我通常可以在一天之中走上二十至三十英里。(35;筆者強調)

 

這段話清楚顯示司各特接受肢體變形的事實,而不認為自已在行動上有所障礙。李多爾福與沃德(Heather Ridolfo and Brian W. Ward)所合著的《行動障礙與身份建構》(Mobility Impair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一書,是關於行動障礙者同意或不同意被歸類為肢障者的研究論述。此書拒絕以生物類別(biological category){footnote}意味形體的外部特徵。{/footnote} 給予行動障礙者特殊的身份;相反地,作者讓研究參與者以自身的角度詮釋自我的身份與認同。誠如司各特在上段引文所言:「我的身體只是有些變形(disfigured),並沒有因為跛足而失能(disabled)。」司各特僅承認自己的身體有些微變形的樣態,但沒有因為跛足而有行動的障礙,他的動能或移動力(mobility){footnote}關於動能或移動力更為廣泛的概念,請參見彼得.艾迪。{/footnote} 如同一般人一樣好,或甚至比他們更好,這裡也包含他沒有受困於「失能」的概念而產生心理上的額外負擔。也因為司各特對於自然的喜愛,其身體的動能獲得增強的機會:「樹林、河川與荒野對我而言有一種無法言喻的吸引力,我總想著往比預定行程更加深入的地方前進,無意間我的返程時間總是越拖越晚,因此有時也造成父母的不安」(Memoirs 36)。對於醫治司各特的跛足,大自然的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司各特本人所言:「雖然受感染的肢體有所萎縮,而且身體的狀況也受到影響,但更為重要的是,我的體能因為經常的戶外活動而獲得明顯的改善」。他更坦言:「如果生活在都市,或許我將注定無望地朝衰朽邁進」(15)。

司各特所具有的身體動能不只展現在他的實際生活中,他還將此動能表現在寫作的能力之上。他不只是讀者所熟知的小說家,他還兼具詩[p. 256]人、散文家、劇作家、傳記作家與文學評論家等身份,一生可謂著作等身。此外,同樣也值得注意的是,司各特還將他的身體動能,尤其是行走的能力,投射在他所創作的小說人物中。《愛丁堡監獄》(The Heart of Midlothian, 1818)的女主人翁珍妮.迪恩斯(Jeanie Deans)為了替妹妹艾菲.迪恩斯(Effie Deans)所犯下的可能罪行向英國女王請求寬恕,而從位於蘇格蘭南方的村莊徒步至倫敦,而後又以相同的方式折返蘇格蘭並且繼續向北,最終在高地羅斯尼斯島(the Island of Roseneath)定居。{footnote}關於珍妮.迪恩斯的行動能力,請參見Sabiron。{/footnote} 珍妮.迪恩斯所步行的距離幾乎橫跨了英國本土南北縱軸的兩端。本書除了突顯女主人翁的步行能力,另外也強調她堅定的意志。《愛丁堡監獄》是司各特關於身體動能最為知名的作品之一,然而還有諸多「威弗利系列小說」也刻畫了這類具有出色移動能力的人物,例如《蓋伊.曼爾寧》(Guy Mannering, 1815)與《羅布.羅伊》(Rob Roy, 1817)二書的同名男主人翁。司各特的筆代替了他行動不便的雙腳,他的小說人物不只從蘇格蘭移動至英格蘭,也有多個從歐洲移動至亞洲的例子,如《十字軍英雄記》(The Talisman, 1825)與《外科醫師的女兒》(The Surgeon’s Daughter, 1827)。寫作或許也可以說是司各特補償自我不良於行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自我自療(治療)的一種方式。就如凱博文(Arthur Kleiman)醫師所說:「證據顯示,檢討個人病痛的特殊涵義可以打破增加苦痛的惡性循環。……經由那些詮釋,殘障的挫折影響可以減低」(7)。{footnote}關於書寫可作為自療(治療)的一種方法,近年來美國作家娜妲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的《心靈寫作:創造你的異想世界》(Writing Down the Bones: Freeing the Writer Within)以及《療癒寫作:啟動靈性的書寫祕密》(The True Secret of Writing: Connecting Life with Language)等多本著作在歐美產生廣泛的影響,這些著作的中譯本也在台灣受到矚目。然而針對司各特的自我自療(治療),因篇幅限制在此無法進行深度論述。{/footnote} [p. 257]

 

三、病友的慰藉

 

同樣身為浪漫主義時期的知名作家,司各特的友人拜倫(Lord Byron, 1788-1824)也有明顯的跛足跡象。然而與司各特不同之處在於,拜倫的行動不便來自於天生的殘疾(congenital deformity [Browne 440]),但他對此事總緘默不語。因為厭惡被人發現他的不便,拜倫穿上特殊的訂製鞋以掩飾自身的殘疾(Levy 228)。某次當司各特與拜倫在出版商莫瑞(John Murray, 1778-1843)的倫敦住家見面,他們的言談也未觸及任何彼此皆有的跛足狀態。就巴賽洛醫師所描述,拜倫極力護衛自己不良於行的秘密,並且不允許最為親密的友人提及此事。至於那些對於他的雙腳表現出好奇眼神之人,他更直接顯露個人的不悅。因此在拜倫的有生之年,外人無法有機會真正了解他跛足的狀況。根據巴賽洛醫師的說法,曾經有過以下這段軼事。在拜倫過世後的幾個鐘頭,一位好奇的友人潛入停屍的房間,快速掀開裹屍的布面,發現一雙萎縮且變形的雙腿──「阿波羅的身體,薩梯的雙腿」(The body of Apollo and the legs of a Satyr [Bartholow 314])。這意味在拜倫的身上具有男性之美的極致與變異的共存狀態,這當中有明顯的反差。相較於因為拜倫熱(Byromania)所引起的觀者對於拜倫身體的興趣,司各特的身體受到相對較少同時代人的關注。{footnote}然而醫學界在二十世紀之初的三十年間,有一系列關於司各特疾病的相關研究,以下是這些研究的簡要梳理:巴賽洛在1902年開始研究司各特罹患的所有疾病,並且在醫學期刊《南加州醫師期刊》(The Southern California Practitioner)發表論文〈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疾病史〉(“The Medical History of Sir Walter Scott”;巴賽洛醫師的文章是二十世紀醫學界最早對於司各特的病痛史所做出的研究整理,廣被引用,詳見 “1771-1832: Sir Walter Scott Has Polio?”)。《波士頓醫學及外科期刊》(The 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於1915年接續巴賽洛的研究,也出版了一篇相關的論文〈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疾病〉(“The Illness of Sir Walter Scott”)。1932年,在司各特逝世一百週年時,《愛丁堡醫學期刊》(Edinburgh Medical Journal)出版了一期以司各特的身體與疾病為主的特刊,收錄了三篇文章:包含勞勃.哈奇森(Robert Hutchison)的〈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疾病史〉(“The Medical History of Sir Walter Scott”)、查爾斯.麥克尼爾(Charles M’Neil)的〈瓦爾特.司各特爵士與醫學〉(“Sir Walter Scott and Res Medica”)以及格雷格(David M. Greig)的〈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頭部特徵〉(“The Cephalic Features of Sir Walter Scott”)。同年米勒(James Miller)在《加拿大醫學協會期刊》(The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也發表了〈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疾病〉(“The Illness of Sir Walter Scott”)。約莫三十年之後,麥克納爾蒂也在其1969年出版的傳記《瓦爾特.司各特爵士:受了傷的獵鷹》的〈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疾病史〉(“The Medical History of Sir Walter Scott”)一章,重新探究了司各特曾罹患的所有疾病。{/footnote} 然而大眾對於拜倫身體的興趣,或許也是因[p. 258]為拜倫對於自身跛足狀態所展露的羞恥與刻意的遮掩所導致。{footnote}關於拜倫與其身體的展演,請參見林禹彤。{/footnote} 拜倫面對跛足的態度,明顯有別於司各特成年之後面對病痛的坦率。在司各特予友人的信件及日記中不時可見他面對病痛的坦然。舉例來說,他在一篇於1830年7月16日所寫的日記中,就曾自我解嘲是一位「跛腳的爵士」(lame Baronet [Journal 684])。雖然拜倫也因為行動不便而感到困擾,但因為他不願與人提及跛足的狀況,司各特無法從他的身上找到同為病友的默契,也無法從中得到慰藉或是啟發。{footnote}2010年9月16日梅西(Allan Massie)於愛丁堡瓦爾特.司各特俱樂部(The Edinburgh Sir Walter Scott Club)的聚會上,發表了一場名為〈司各特與拜倫:寬大的友誼〉(“Scott and Byron: The Generosity of Friendship”)的演講。指出雖然這兩位作家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友誼,然而他們的友誼並非建立在對於彼此皆有的跛足狀態的憐惜之上。{/footnote} 與司各特最為親近的病友反倒是比他早兩個世紀的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因受母親的影響,早在孩童時期,莎士比亞就已經成為司各特最喜愛也最景仰的作家。司各特曾如此描述年幼時對於莎翁作品的熱愛:「我在母親的更衣間(我在那兒曾睡過一晚)找到零散的莎士比亞著作,我無法忘卻穿著睡衣在房內燭火的照耀下,閱讀這些書籍的喜悅。這樣的喜悅持續到家人晚餐用畢催促我上床睡覺之後才結束,其實我早在九點鐘便應該已經就寢」(Memoirs 26)。諸多司各特的小說創作,特別是《肯納爾沃思堡》(Kenilworth, 1821)、《奈杰爾的財富》(The Fortunes of Nigel, 1822)以及《皇家獵宮》(Woodstock, 1826),隨處可見莎翁的蹤跡,無論是場景的設計,或是聲音韻律的選擇,還是想像力的發揮皆有相似之處(Robertson 2)。莎士比亞作品對於司各特創作的影響廣泛且深遠,布魯爾(Wilmon Brewer)在1925年所出版的《莎士比[p. 259]亞對於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影響》(Shakespeare’s Influence on Sir Walter Scott)一書針對此影響,提供了深度的研究論述。布魯爾指出,莎士比亞戲劇對於司各特的創作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cardinal importance)。它們至少是半數司各特長篇敘事詩、戲劇並且尤其是「威弗利系列小說」的模型(442)。

除了對於莎翁作品本身的喜愛,司各特還因為莎士比亞可能也有的不良於行,而對他產生特別強烈的認同感受。關於莎士比亞的跛足最為清楚的指涉出現在卡佩爾(Edward Capell, 1713-81)1768年所編輯的莎翁作品,第37與89號的十四行詩中(引自Robertson 4)。《莎士比亞的眾多生命》(Shakespeare’s Lives)的作者史森鮑姆(Samuel Schoenbaum)根據卡佩爾的推論,認為這兩首十四行詩的描寫,清楚說明了莎翁曾因為意外而導致腿部傷殘的狀況(54-55)。司各特通曉莎士比亞的創作,且曾編輯莎翁作品全集(未完成),對於這兩首詩歌理當嫻熟,且對十八世紀最為知名的莎翁編輯之一卡佩爾的版本應當也不陌生。因此關於莎士比亞跛足的推論,司各特應也詳悉。1827年,司各特在一場預備向大眾宣告他作為「威弗利系列小說」作者的事實之時,他舉杯向英國文學史上偉大的作家們致意,並特別提及莎士比亞:

 

當我想起他令人尊敬的名字,我像是一個將拐杖置放在神壇之上那生了病的人,並且還須坦誠(was obliged to confess)自己的行動能力不如過往。先生們,要將他視為一般人,的確有所困難。(引自Robertson 2)

 

這一段頗令人困惑的語句意味在這個重要的坦誠時刻,司各特放下拐杖的動作,表示他全盤接受了身體的本來面目;同時,也意指他不再隱瞞[p. 260]自己身為「威弗利系列小說」作者的事實。此外,就筆者個人所理解,司各特同時也想表達關於莎士比亞的啓示是:殘疾不該被克服,痊癒不該是被祈禱的目的,「還須坦誠」裡面似乎包含了一種別無他法的決絕;不同於病人往常期望的肉體治癒和從中獲得的健康者的健全心智,莎士比亞神壇所指的存在之路是毫不仁慈地對於疾病的全盤接受。創作相對應地也並不該是英雄性的關於回歸健全的奧德賽,而是對於病態的精細闡述。

艾倫(Sir William Allan, 1782-1850)、羅伯茲(David Roberts, 1796-1864)與海頓(Benjamin Haydon, 1786-1846)所合力完成的畫作〈瓦爾特.司各特爵士造訪莎士比亞位於斯特拉特福聖三一教堂內的墳塚,1828年4月8日〉(“Sir Walter Scott on the Occasion of His Visit to Shakespeare’s Tomb in Holy Trinity Church, Stratford-upon-Avon, on 8 April 1828”),繪於司各特1828年第二次拜訪莎翁故鄉斯特拉特福之後。這張畫作特別突顯司各特在聖三一教堂內,為瞻仰莎士比亞的墳塚,拄著拐杖而身體稍微向前傾斜的動作。羅伯森(Fiona Robertson)在其論文〈司各特的跛足同伴:「威弗利系列小說」中莎士比亞的身體〉(“Scott’s Halting Fellow: The Body of Shakespeare in the Waverley Novels”)中表示,這身體前傾的動作意味著司各特身為一位傾注生命於文學創作的作家,正在向前輩作家的偉大成就致意,並且意圖表達莎士比亞因為與他具有相類似的肢體障礙,而產生關於身體方面的認同感受(physical comradeship [4])。

這次到訪聖三一教堂,司各特從雕刻家布洛克(George Bullock, 1777-1818)處獲得莎士比亞半身塑像的餽贈,並且還請布洛克為自己訂製頭部的塑像,以便能與莎士比亞的半身像相對照,這兩個半身塑像至[p. 261]今仍存放在司各特舊居的圖書室內。{footnote}請參見Sklar。{/footnote} 由此推測司各特在莎翁的身上找到認同與成就自己的力量。在西方學術界,司各特經常被稱為「小說界的莎士比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在其作品《重要時刻與其他論文》(The Moment and Other Essays, 1947)也曾表示「司各特或許是最後一位能實踐偉大的、莎士比亞式的藝術的小說家」(the last novelist to practice the great, the Shakespearean art [“Sir Walter Scott”])。除了因為司各特豐沛的創作力和想像力與莎翁具有相類似的特質之外,也或許可以從他們面對類似病痛的經驗而使他們有所連結。{footnote}除了莎士比亞之外,還有其他作家的創作對於司各特也具有療癒心靈的功效。奧利弗(Susan Oliver)在其論文〈瓦爾特.司各特與阿里奧斯托的《瘋狂奧蘭多》〉(“Walter Scott and Ariosto’s Orlando Furioso”)中指出《瘋狂奧蘭多》對於司各特而言具有「《奧蘭多》療效」(Orlando cure),是他每年必讀一次的作品(195)。{/footnote}

 

四、因禍得福

 

哈德利曾議論:

 

在社會上,人們總想當個正常、有生產力且具貢獻力的公民,不因自己的麻煩而打擾或成為他人的負擔。因此,殘疾的狀態不可能是一種自然的、正常的或甚至是明亮的人類經驗,不是人們想要共處或是想共享的特質,也不會給予讚揚。希伯斯(Tobin Siebers)指出,對於自己的殘疾感到滿足——對於擁有一個有缺陷、有困難、奇特而因此無法正常使用的身體而感到滿足——可以被當成是一個心理有問題的標誌,或至少是作為逃避差事而裝病之人(malingerer)的標誌。(6)[p. 262]

 

的確,雖然司各特不像拜倫竭盡所能地遮掩自身有別於一般人所具有的肢體狀態,但可以推測他因為自小明白己身的跛足是眾人關注之所在,他的心理在某種程度上仍然被小兒麻痺症所影響。如歇爾所說:「更為顯著地,對於小兒麻痺症的精確命名暗示了這麼一次與小兒麻痺症接觸之後,患者的身體不只會受到影響,僅只一次的接觸也會影響並持續影響患者的心靈」(5)。然而,就如同同是小兒麻痺症患者的作家克里格爾(Leonard Kriegel)在他的專著《落入生命》(Falling into Life)中所說:「我逐漸明白我與這個病毒的戰爭永遠不會終止,因為這個病毒已經創造了我」(引自Shell 5)。因此同樣也可以說小兒麻痺症在諸多方面影響了司各特,並創造了一個形塑他生命內涵的環境。

就司各特的個人經驗而言,小兒麻痺症不全然只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很多時候它反倒提供發展自我特殊能力的契機。例如小兒麻痺症雖然讓司各特的行動略為不便,但卻也讓他在獨處中培養大量閱讀文學作品的習慣,並藉由閱讀獲得打開世界的鑰匙。司各特曾在《回憶錄》中說過:「我的跛足與孤獨讓我成為一名還不錯的讀者,我通常將閒暇時間花在向母親大聲朗誦波普所翻譯的荷馬作品」(19)。此外,他也曾說過:「由於跛足,所以藉由向公眾講述故事來彌補我的行動不便以及因為它而無法自由活動的缺陷。此番能夠向公眾敘說故事的能力成為我的優勢。在冬日的遊戲時光,當無法進行激烈的體育活動之時,我通常可以吸引一群仰慕我的聽眾,圍繞在糖果販售商『幸運的布朗』(Lucky Brown)的爐火旁聽我講述故事。幸運的布朗特別感到開心,因為可以坐在我這位不知疲倦的說故事者的身旁」(21)。這種在兒時所發展出的說故事的卓越能力與司各特所患有的小兒麻痺症有一定程度的關係,同時也與他後來所開拓出的寫作能力應當有直接的關聯性。[p. 263]

小兒麻痺症與司各特的日常生活緊密連結,是一個他不能不正視的身體狀態,也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重要部份。司各特在孩童時期雖曾努力掙脫肢體麻痺所造成的束縛,並刻意表現自己的身體並無任何與眾不同之處,然而在他成年之後所寫下的《回憶錄》中,我們看到的是他擁抱這個身體狀態的積極心態。他的態度在在顯示跛足並非不完美,也無需被補償或超越。就如同本文稍早所述,司各特認為他的身體只是有些變形,但沒有因此狀態而產生需要跨越的障礙。他在一篇1828年3月3日所寫的日記中,也曾描述自己「像是一匹殘廢的馬,一開始雖然又跛又僵硬,但只要暖身足夠,一樣可以跑得很好」(a spavined horse who sets out lame and stiff but when he warms in his gear makes a pretty good trot of it [Journal 490])。此外,與在《回憶錄》的態度一致,司各特在日記中也多次表示腿部的狀態不曾讓他覺得難堪或有所缺少。相對於一般人較可能會有的怨言,司各特反倒特別感恩身體曾經供給他的動能。舉例來說,在一封於1828年6月27日寫給友人莫里特(J. S. Morritt)的信中,司各特(五十七歲時)表示他的跛足狀況越來越嚴重,但當他想到能在年輕時參與過如此多的體能活動,便覺得不可思議,也就不覺得現在有什麼問題。即便現在需要使用拐杖才能夠步行或假使需要戴上眼鏡才能夠閱讀,他已經覺得夠開心與感激了(Letters 10: 449)。在另一封於同年9月3日寫給女婿洛克哈特的信中,司各特坦言自己在近三、四個月因為腿部疼痛加劇,因而在生活上有諸多不便,越來越需要依賴親友的協助,然而他也不曾期待情況能比現在更好,因為他對於自己在過去所擁有的身體動能表示由衷感謝(10: 496)。

簡言之,小兒麻痺症並未造成司各特肢體上的完全失能,在心理上所謂常態(normalcy)的觀念也未將他困住。就如同戴維斯(Lennard J. Davis)所指出:「為瞭解一個失能者的身體,我們必須回到所謂常態的[p. 264]概念,一個正常的身體。許多對失能研究的書寫將失能者當成研究的目標,就好比有色人種是種族研究者的關注。然而,當新近關於種族的研究已將焦點轉移至白人身上,我更希望可將研究的關注置放在常態概念的建構,而非失能者概念的建構。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問題並非發生在失能者的身上,問題在於常態的概念造成了失能者是一個有問題的存在」(23-24)。{footnote}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戴維斯在其專書《強制性的常態:失能、失聰與身體》(Enforcing Normalcy: Disability, Deafness, and the Body)所提出的論點指出,「常態」一詞是在1840年之後才進入英語,而大約在1840年至1860年間進入人類的意識之中(24)。雖然司各特的時代是在常態的概念產生之前,但他的《回憶錄》已顯示他的跛足是幼時玩伴的關注所在。{/footnote} 因此,司各特並不認為跛足是需要處理的「問題」,而他之所以有機會發展個體生命的偉大,是因為他接受且擁抱生命經驗不同於大多數的人們,並藉由它以形塑且發展自我。他在面對生命中眾多疾病時所學習到的經驗,是與這些病痛共處,體察它們帶來的感受,並讓它們轉化成寫作的動能。事實上,司各特眾多出色的作品皆是在他病重的期間所完成,例如:《羅布‧羅伊》、《拉美墨爾的新娘》(The Bride of Lammermoor, 1819)、《蒙特羅斯傳奇》(A Legend of Montrose, 1819)、《撒克遜英雄傳》(Ivanhoe, 1819)(Miller 662)。簡言之,小兒麻痺症對司各特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生命組成部份,而非是需要被排除的障礙。

此外,關於司各特是否因為小兒麻痺症而獲得其他人所沒有的特殊能力,過去的某些說法的確曾將司各特的身體障礙與他特殊的心智能力連結在一起,例如以下諸位專家便認為司各特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在相當程度上與他患有小兒麻痺症有密切的關聯性。與司各特同樣出身蘇格蘭的文學評論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曾思索司各特兒時感染的小兒麻痺症與他的創作力之間的關係,認為這是自然的賦予,一種將能量轉移至大腦的稟賦。卡萊爾指出疾病只是一種表面的現象,[p. 265]它造成外在的肢體殘疾,但沒有造成青年司各特的阻礙;它讓這個生命朝向更適合它的方向發展。格雷格醫師(Dr. D. M. Greig)也在其論文〈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頭部特徵〉(“The Cephalic Features of Sir Walter Scott”)表示,這位偉大的小說家在十八個月大之時患得的小兒麻痺症影響了中樞神經系統並導致血液供給量的增加,但因為家人日後悉心且持續的照護,這樣的狀態逐漸讓他達到結構上的完善,並為他逐步獲取更為完整的智力上的成就,最終讓司各特達到一種天才的境界(504)。{footnote}然而格雷格醫師同時也指出司各特受限的肢體活動讓他將兒時的注意力大量移轉至閱讀,閱讀讓他培養出非凡的心智能力(引自Miller 660)。{/footnote} 米勒(James Miller)醫師在其1932年的論文〈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疾病〉(“The Illness of Sir Walter Scott”)中更明確指出:「司各特所患有的疾病對於形塑他創作的天份,有決定性的影響」(661)。雖然以上專家均認為小兒麻痺症是使司各特擁有非凡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以當今的視角觀之,我們並不見得能夠完全認同此種說法。{footnote}關於這個論點,戴維斯也曾批判我們對於那些有著失能狀態的成功人士,如彌爾頓(John Milton)與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等人,易於將他們的失能與他們在創造力上的天賦聯想在一起(9)。{/footnote}

 

、小兒麻痺症後群

 

小兒麻痺症所導致的不只是患者的肢體殘障而已,相較於意外所導致的肢體傷害,小兒麻痺症的患者常在成年後(一般在發病二、三十年後)有所謂的小兒麻痺症後群/脊髓灰質炎後遺症。小兒麻痺症的患者原以為已經從疾病中完全康復,然而卻在成年後重新開始出現肢體疼痛與肌肉無力等症狀。這些狀況會讓患者常常覺得自己要應付的不只是年輕時肢體障礙所造成的不便而已,還有逐漸增加的身體衰弱與疼痛,常[p. 266]常被認為是二次殘障,因此小兒麻痺症被視為是個進行中而非靜止的疾病。小兒麻痺症後群的患者通常需要使用輔具(例如枴杖或輪椅)才能方便行動。最早探討小兒麻痺症後群的文獻要到1870年代才出現在歐美,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如本文第一節所指出,小兒麻痺症要到十九世紀末才成為大規模發生的流行病(Wilson 228-29)。{footnote}更多關於小兒麻痺症後群的研究,請參見Silver。{/footnote} 過去研究司各特小兒麻痺症的醫學文獻皆未曾討論司各特是否受到小兒麻痺症後群的影響,它們的關注僅停留在他兒時患病的經過以及康復的過程,並未明白小兒麻痺症是個進行中的疾病。{footnote}據資料顯示,十九世紀初葉歐洲人的平均壽命約莫只有四十歲,因此較無機會發現小兒麻痺症後群在患者身上所產生的顯著影響。關於平均壽命,請見 “The Determinants of Mortality”。{/footnote}

然而據筆者研究,司各特在成年之後很可能也因為小兒麻痺症後群的影響而受到困擾,緣由有三:(一)在所有以司各特為主題且在1817年起完成的畫作中,幾乎都已經將拐杖當成司各特的日常隨身裝備。舉例來說,畫家威爾基(Sir David Wilkie, 1785-1841)於1817年所完成的作品《阿博茲福德一家》(The Abbotsford Family),便已呈現時年四十三歲的司各特倚著拐杖的樣子。由此推測他在四十歲左右(或甚至更早)已可能有小兒麻痺症後群的症狀,因此行走時需要倚賴拐杖的輔助,不再像年輕時較能擁有活動自如的狀態。(二)從司各特著手書寫日記起(1825年,五十四歲時),他已開始感嘆腳力漸衰且表示腿部疼痛的頻率大幅增加(Journal 26)。在六十歲那年,他幾乎已經無法倚賴拐杖的輔助行走,因此還特別聘請愛丁堡一位專門製作義肢的師傅福瓊(James Fortune)為他量身訂製輔助行走的器具(Letters 11: 481; Journal 709)。{footnote}司各特本人在日記及信件中並未說明此輔具為何。然而艾德格.強生(Edgar Johnson)在他所著的傳記《瓦爾特.司各特爵士:偉大的未知》(Sir Walter Scott: The Great Unknown)一書指出,這其實是腿部的支架(brace [II: 1169])。{/footnote} (三)小兒麻痺症後群所導致的另一個症狀是上肢關節的疼痛。這是因為長期使用拐杖行走者的上肢關節,因使用過度而產生麻痛的症[p. 267]狀。司各特在一封於1830年寫給女婿的書信中也曾表示自己手部無力且有僵痛的症狀(Letters 11: 414),這很可能是症後群所產生的影響。雖然以上的三種狀況也可能是因為身體老化所導致的現象,但不無可能也是因為受到小兒麻痺症後群的影響。簡言之,小兒麻痺症是司各特無法避免的課題,與他的關係可謂形影不離。

 

結語

 

麥克納爾蒂在《瓦爾特.司各特爵士:受了傷的獵鷹》的前言中指出:「如果能進行更多關於瓦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生命與醫療史的研讀,就會有更多的讀者對於這個偉大生命所具有的天份、不懈怠的努力、英雄般的勇氣與毅力感到驚奇」(10)。的確,眾多文獻資料顯示,司各特在童年時曾試圖跨越小兒麻痺症對於生活所產生的束縛,並努力讓自己和一般人的狀態相似,成為具有相同動能或甚至比普通人具有更佳動能的人,其勇氣與毅力值得欽佩。

然而,如果僅以上述視角將司各特簡單地當成一個超級英雄來崇拜,且將他的《回憶錄》當成是一部個人的疾病奮鬥史,並以此作為本研究的結論,這將會過度簡化我們對於司各特形塑生命內涵的理解。或許我們能以精神科醫師王浩威所舉《汪洋中的一條船》作者鄭豐喜先生的例子做說明。雖然鄭豐喜先生對抗因小兒麻痺症所產生的肢體障礙的勇氣令人敬佩,然而以今日之視角觀之,倘若病患過度抱有征服疾病的心態,將疾病當作敵人,如此反倒會「陷入一種掙扎、拼命的狀況」,對於病患與病痛之間的關係可能會產生反面的效果(王浩威149-50)。此外,對於長期臥病的人,閱讀類似《汪洋中的一條船》這樣的書可能會「激起很大的憤怒,因為書中勵志的意圖,對於其他病人反而是一種嘲諷,[p. 268]彷彿在暗示他們沒有痊癒是因為意志不夠堅強、不夠勇敢,因為沒有書中主角所擁有的崇高勇氣,反而產生間接指責的效果」(149-50)。關於研究司各特與小兒麻痺症,筆者希望藉由本文的撰寫,從醫學人文的視角探究一個生命面對病痛時可能會有的反應與態度,以及此病痛對此生命所產生的特殊關聯與意義。如此一來我們便能更佳地以同理心體察這個生命所具有的細微感受,並且更有機會親近這個生命的本來面貌,以及能從更為多元的視角欣賞這個生命所綻放出的光芒。

不同於諸多知名的畫像呈現司各特手持拐杖的形象,世界各地著名的司各特雕像上,如愛丁堡火車站(Edinburgh Waverley Railway Station)旁、格拉斯哥喬治廣場(Glasgow George Squire)上與紐約中央公園(New York Central Park)中的那些,無論或站或坐卻都沒有拐杖的存在;相反地,司各特手上所持的均是書本。我們無從得知為何這些雕像上均未有司各特日常所需的拐杖或手杖,而這也許只是巧合,但或許可以推測,這些雕像所試圖傳遞的訊息,是讓景仰司各特的後人將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在,從這個生命所盛放出來的書寫之上,而非是為了抹去司各特身為小兒麻痺症患者的事實。此外,我們或許能進一步推測,拐杖的缺席反而更能突顯司各特未受小兒麻痺症所束縛的狀態:此病症已與作家的身心融合,成為形塑此生命的共同體。[p.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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